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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为其他成本包括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占比不小，但相对变动较生产资料价格要更小一些，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大于生产资料说明成本推动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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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菜包含鲜菜及其他相对易存储的加工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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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刘易斯模型的改进很多，比如兰尼斯-费景汉模型考虑了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食品，强调工业与农业均衡发展；托达罗模型考虑了城市的失业。这些改进非常重要，但对于本节来说，运用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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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知道，对一般的横断面数据处理来说，拟合优度能超过30％就会是非常好的结果。实际上，大量的文献报告的拟合优度只有百分之十几，大约也会认为这些结果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结果在统计上是非常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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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工数量指的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和所雇用工人直接劳动的天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各类劳动用工折算成“中等劳动力”的总劳动小时数，再除以8小时。由此看来，计算过程中，分母里面并非是指所有的人口或者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而仅仅指参与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力投入。我们知道，农业部门是开放和竞争的，在长期均衡的条件下，只能获得平均利润，标准劳动力的平均产出等于其边际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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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里最主要的假设是两条：一是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在过去20年大体未变，忽略人口结构、价值观念等变化的影响；二是低端劳动力需求的扩大是稳定和线性的（或对数线性的），从而年份数据可以与实际就业数量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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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篇文章和随后的一篇文章此前由我的同事温永鹏博士执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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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一些国家1990年以前的数据，因此2001—2009年的样本容量要大于1990年以前的样本。但是即使使用等样本也不影响我们观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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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逻辑 第三章观察产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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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的短缺，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以投资和产能的剧烈波动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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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识别是否由于国内总需求的收缩导致了贸易盈余的扩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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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逻辑 中国的资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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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及接下来的三节讨论我们理解中国实体经济总供求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短期运行的分析都将经济波动解读为总需求方面的变化，并进一步通过出口（净出口）、投资和消费等支出法的分解来推断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总供应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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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适龄劳动人口的变化相对缓慢，技术进步发生突然跃迁的情况也不常见，这使得总供应稳定的假设看起来似乎可行。然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并不稳定，而资本形成对中国的总供应具有很强的影响。这使得在一些时候，总供应稳定的假设无法成立，并由此影响基于总需求分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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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传统上对于2005—2007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于当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解释，普遍地基于总需求的分析框架，可能就存在比较明显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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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要地介绍了资本形成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节讨论了一个我们所发展和倡导的、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去分析总供求变化的框架。其优势在于，可以对称地处理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变化，从而改善分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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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两节分别以2005—2007以及2008年以来的数据为基础，讨论了这一框架的具体应用，并展示了其与传统总需求分析的差异。这些分析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放在本书的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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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来看，总供应能力主要受三种因素影响，分别是劳动力供应、资本存量，以及可得的技术。对于一定时期的经济波动来说，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从供应角度来看问题，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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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而言，技术进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供应的松紧在许多时候可能制约了其短期经济波动的空间和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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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类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中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技术进步可能也扮演了关键的但相对次要的影响。从许多实证研究结果看，劳动力供应的变动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很显著，这也许与测量技术有一定关系，但从我们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历史观察来看，我们相信劳动力供应的制约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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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分析中国经济中期波动时，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影响。由于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从开始发生到形成有经济意义的供应能力释放之间，通常都具有一定期限的滞后，再考虑到信贷市场的摩擦，这一特征对理解中国经济的波动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相对而言，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资本存量的约束以及产能投放的影响似乎没有这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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