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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国际需求上升，它会影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出现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贸易部门面对投入品价格上升的压力，其供应曲线向左侧移动，出现价格上升和产出下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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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一个国家总是进口一些商品，并同时出口另外一些商品。这时贸易条件的变化（例如出口品变得更昂贵、进口品更便宜，其贸易条件改善）也会影响国际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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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框架下，我们可以将贸易条件的改善理解为供应冲击，即由于投入品价格下降，该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供应曲线同时向右侧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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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现实的条件下，外部冲击总是会在系统中引起一系列反应。例如，国际需求的上升改善了出口部门的盈利，会刺激其投资活动，这时国内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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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暂时忽略这些次生影响，集中考虑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外部冲击对系统的影响。随后在确实需要的情况下，逐步加入对次生影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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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应用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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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描述容易看到，经常账户盈余的波动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重要冲击和变化，但识别冲击的来源需要同时观察其他指标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贸易部门以及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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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这些冲击来源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分析金融市场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输入（外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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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实际经济数据的时候，经常账户盈余可以相对便利和可靠地观察，但可贸易部门以及不可贸易部门不容易清晰地定义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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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作的角度看问题，在面对国内供求冲击的时候，这两个部门产出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用总产出的变化方向来代替。在发生国际需求冲击的时候，可以通过观察可贸易品价格变动和国际产出变化来识别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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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书通货膨胀部分对中美生产资料价格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能够代表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并使用剔除食品以后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来代表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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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消费物价的一些部分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例如自来水和居民用电的价格，另外一些部分受到全球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例如车用燃料、建筑装修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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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种替代是可行的，部分的原因在于缺乏其他更好的指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即使对于可以贸易的商品而言，居民消费的产品也必然包含着相当数量的流通环节成本，这部分隐含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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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对价格管制的目标部分在于控制公用事业的盈利，部分在于减轻价格的波动，所以在价格面临上升压力时，政府提价少一些，在物价压力缓解时，政府适当加快调整公用事业价格。这使得核心消费物价的变化方向仍然可以大体反映供求力量的影响，尽管其波动幅度受到了人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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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核心消费物价的涨幅异常低，这可能与调查样本的设置、标的选取以及政府对价格的控制都有关系。但如果忽略其长期平均水平的低估，集中观察其短期内的变化可能仍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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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于三种冲击来源（国内需求、国内供应、全球供求），我们就有三组以上的指标来进行识别和辨认，即经常账户盈余、总产出、可贸易品价格、不可贸易品价格，以及全球经济产出（我们使用OECD工业产出指数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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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逻辑 [:17045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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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逻辑 高增长低通胀（2005—2007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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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2007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经济增速持续爬升的同时，通货膨胀维持低位，并有所降低，同时经常账户盈余急剧扩大。面对这种局面，当时大多数分析强调汇率低估和国民储蓄率过高，乃至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并预测中国经常账户收支可能长期保持巨额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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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上一节的国际收支框架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其他数据，强调这段时期总供应曲线扩张是一系列经济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并可以预言，随着总供应扩张的放缓，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将快速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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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供应释放带来了产出增长与贸易盈余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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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大多是可贸易品。在汇率相对稳定、货物可以自由流动、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项下货币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套利机制将抹平各国可贸易品价格的差异，全球总供求决定了可贸易品的均衡价格水平。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外可贸易品的价格波动应当基本一致。现实情况是，1996年中国经常账户可自由兑换以后，中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步性（见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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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中美PPI同比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