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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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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游工业企业盈利的情况看，通过期间平均来抹平需求波动，2008年以来的水平明显高于2005—2007年期间的水平，也是比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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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观察发电行业设备容量增长和产能利用率情况，也能够得到供应能力增长放慢的一个直观感觉（见图3—26），当然其在宏观上的代表性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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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和发电设备容量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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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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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形成的趋势性放缓应该是总供应能力收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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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节的分析相似，我们迄今可以大体相信2008—2012年期间经济总供应能力的增长在放缓。进一步地，通过下面的讨论，我们相信，经济总供应能力放缓的关键原因，不大可能是劳动力供应的变化，而应该是竞争性行业资本形成的持续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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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城镇就业和工资的增速（见图3—27和图3—28），容易看到，2008年以来，在就业增速减缓的同时工资增速也在放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劳动力供应意愿下降或劳动人口减少是主导原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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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城镇就业人数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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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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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城镇平均工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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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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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资本存量波动的一个简便的视角，是比较前后两段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情况。考虑到从投资的发生到供应能力形成之间的滞后，我们可以对2002—2006以及2007—2012年期间的投资数据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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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投资完成后，可以带来虚拟租金并对GDP产生贡献；政府基建完成后，除了带来虚拟租金以外，甚至可以促进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但是我们认为，相对于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而言，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可以通过虚拟租金等机制提升未来经济的供应能力，但其影响应该更有限。一个有趣的证据是，在会计核算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折旧年限要长得多，而制造业设备的折旧年限相对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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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与制造业投资相比，同样数量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未来数年内供应能力增加的贡献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其可能带来房地产泡沫、政府投资导致的资源误配等负面贡献。我们将相关数据总结在表3—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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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02—2006年以及2007—2012年两段时期投资增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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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 2002—2006年平均 2007—2012年平均 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24.4 25.2 政府基建投资 16.8 21.6 房地产投资 24.6 24.1 制造业投资 39.6 28.8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4.0 2.5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2.2 3.6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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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信度不太高，投资的价格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细究数据的具体数值，而关心数据的大体趋势的话，结果也许可以勉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