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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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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乡镇企业以其增长的高速度引起世界的广泛注意。由于国际国内的市场需求急速的扩张而传统的国有经济无力对市场的新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乡镇企业部门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长足的扩张，创造了中外企业史上几乎“前无古人”的增长业绩。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模式如此“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使得热门一时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似乎遇到一个例外。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构造基于中国乡镇企业经验的“反产权理论”。(1)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述理论创新的努力还没等总结出一般化的理论之前就势头日减。究其原因，主要是新理论的“原型”——中国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制的乡镇企业——本身正在经历着一场急速的产权改革。这场产权改革，以企业产权的重新界定、转让和重组为主要内容。1997年中，各地大量累计多年的改革经验开始部分上升为中国官方的改革政策，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进入大规模正式产权改革的激流。这场正在进行中的产权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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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为理解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最新变化提供背景分析。按照课题的规划，本报告收集并分析了全国乡镇企业的改革经验，并对浙江、江苏和山东一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个案进行了实地考察。考虑到目前任何统计资料还不足以反映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实际进展，因此本报告更多地采用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一般化的方法。由于这一原因，本报告在限定的必要范围内，简要地讨论了有关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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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组织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概述和评论已有的论点和见解，并提出本报告的中心判断；从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本报告发现的中国集体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逻辑：企业控制权向经理层转移、经理报酬与企业利润挂钩，直到比较完整的企业剩余权的形成及其资本化，最后到发展出地方资本市场来交易资本化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第五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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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一、“界定模糊的产权”继续变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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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界定。乡镇企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活力的一个部门，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学术研究方面，阐述乡镇企业的政策含义和理论含义，探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选择，成为经济学许多分支的热门课题。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与经济理论的一些前提性假设不相一致，因而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一方面，中国乡镇（集体）企业显然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创造了至少不亚于私人企业的增长业绩。于是人们有理由问，既然“界定模糊的公有企业”已经构成中国“转轨战略”成功的微观基础，那么强调界定清楚的产权才能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理论是否已经在中国的实例面前失效了？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乡镇企业是在没有大规模私有化、没有对产权的排他性实施有效保护、并且市场也是在极不完善的条件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那么所谓“超越私有化”或“有限市场化”是否就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的正确总结？比上述两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镇企业的体制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未来选择：可以在“模糊产权”的基础上进一步高速增长，还是终究无可回避一场产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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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者曾经认定，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接近西方的职工所有制企业（史密斯，1993）。但是，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的控制，或者由乡镇政府和企业经理之间的一个联盟控制（张春和王一江，1993）。与上述见解都不同，威茨曼和许成钢（1993）认为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名义归社区全体成员，实际由乡镇政府执行，但无论名义所有者还是执行所有者，都不是企业资产的股份持有人，他们与企业资产的关系并没有界定清楚，各自享有的剩余分配权也并不与相应的资本投入份额相对应，同时名义所有人与执行所有人也并不是合约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乡镇企业既不是经典的私人企业，也不是传统的合作企业，而是一种所有权结构实质上“界定模糊的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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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典的产权理论，界定模糊的产权必定损害经济效率。那么，为什么“产权界定模糊”的企业“反常地”获得了如此长足的增长？威茨曼和许成钢的答案是：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里，私人产权的清楚界定是每个个人努力工作的制度保证。但是在中国农村社区“合作的文化”的背景里，由于人们可以预期彼此的长期合作，所以一个界定模糊的合作企业依然可以有效率。他们认为，经典产权理论关于“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能有效率”的命题忽略了人们行为的文化因素，本身存在着缺陷。威茨曼和许多上述解释必须面对的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合作文化”并没有使人民公社的农业摆脱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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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1993）和李稻葵（1994）等学者提供了另一条理解上述问题的思路。他们的共同看法是，乡镇企业的产权选择离不开其发生的制度环境。由于非公有企业制度在人民公社时代被长期禁止，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得不到发展，以及主流的社会意识和观念对非公有制的歧视，所以在乡镇企业，在一开始并不可能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市场契约。在这样的约束下，由乡镇政府创办并控制乡镇企业得到的合法化承认和保护比“清晰的产权”还要高，所以“模糊的产权”可以对应于灰色的市场而比较有效。但是，随着上述约束条件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取消，“模糊产权”的早期有效性就要改变，清晰的私有产权就会变得更加必要和有效。根据这种见解，制度环境的变迁导致了产权有效性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见解包含了一个日后得到证实的预测：随着非市场制度约束的解体，早期有效的乡镇企业必定要经历重新界定产权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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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二、初级激励：控制权转移和经理报酬与企业剩余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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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权从乡镇政府向企业经理层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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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son等人（1994）认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企业的“决策权”由社区政府转向企业。事实上，已经普遍发生转移的是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我们的观察是，虽然企业控制权的大部分(2)由乡镇政府转向企业自身，特别转移到经理阶层手中，但是剩余索取权的转移还远未达到普遍化、契约化、长期化，剩余索取权的“资本化”更仅仅是一个开始。于是，在转型的乡镇集体企业中，发生了由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安排不对称而引起的制度扭曲，进而呈现出经济行为上的“多目标”和行为扭曲。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对应，我们认为主要是这样一个约束的存在：基于排斥企业中自然人的个人人力资本的产权的传统和现实，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允许企业家合法地得到与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更不能想像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资本化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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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是个典型的制度变迁过程，而制度变迁需要探索。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层面。本报告的基本方法是试图将个案研究得到的认识一般化，从而增加对集体制企业产权变革内在逻辑的理解。基于这种方法论，我们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在苏州所属的吴江市（下文常用“苏南”代言之）和淄博下辖的周村区（下文常用“山东”代言之）两地进行。选择苏南是因为这里是中国集体乡镇企业产权模式（即“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代表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期望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下、比较广的经济视角上观察苏南模式的演变。挑选山东则是因为那里演化出新的制度产品：企业产权改革不但完成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资本化，而且可能进一步诱发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达到前文提到的接近于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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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苏南模式入手。乡镇企业起源于人民公社时代，但真正的发展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分离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的束缚使得农民“离土不离乡”地进入乡镇企业成为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同时，当时整体上分权改革思路以及地方财政包干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地方政府兴办工商企业的欲望：它既有助于缓解关系社会稳定大局的就业问题，又可以增加发展地方经济所必需的财政收入。于是，出现了一批由乡村政府创办并直接管理的企业，形成了一个地方政府扮演推动角色的乡镇经济格局。尽管早期的乡镇企业被看成对中央计划体制的冲击和破坏，但政府主导的经济被普遍看成当然的“公有制”经济，所以这种企业模式在当时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所谓“苏南模式”的由来。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创办和发展企业的资源动员依赖行政权力、产品竞争由市场导向、产权关系具有社区内“公有”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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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式中包含一个内在的紧张：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会将市场原则传导到企业的内部关系里来，从而影响企业控制模式和产权模式的改变。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苏南模式”变迁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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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制度变迁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来自于市场的压力使企业逐步从政府那里得到企业控制权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这里所讲的企业控制权包括任免企业经理、投资决定、工资奖金和利润分配等3个分项的控制权。我们看到的是，在“苏南模式”下，早期这些权力无一例外集中在乡镇党政机构，然后开始向企业和企业经理转移，不过，各分项控制权的转移深度不同，并且在不同企业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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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个企业控制权完全从乡镇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企业家手中的案例。这就是浙江省横店集团公司。调查确认，这家公司从1990年开始，就既不归乡镇政府或其他任何一级政府所有，也不由乡镇政府或其他任何一级政府控制。横店集团的早期企业模式与一般的“苏南模式”并无原则上的不同，这就是企业资本形成离不开乡镇党政机构的控制。根据文件，横店集团直到1989年还被定性为“镇办集体企业”。但是自集团公司成立的1990年起，企业性质就改成“集体所有制，隶属于浙江横店集团公司领导和管理”。相应的实质性变化是：①集团公司总经理从这一年起明文规定“由董事会推选任命”，而不再由镇政府任命，也不需要经由镇政府同意；企业集团内部的干部，完全由企业决定，而既不要报批，也无须到乡镇党政机构备案。②投资项目无论规模大小，不需要经过镇政府的审批，而由企业集团自己决策；③企业给镇政府的利润上缴，也历经分成制（1986—1988年）和定额制（1989—1993年），而演变为“接受镇政府的有偿服务”（1994—1996年），表明向社区政府上缴利润的义务已经转化为一种购买政府服务的权利。由于以上实质性的变化，横店模式就成为“苏南模式”中控制权完全从乡镇政府转移到企业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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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理究竟凭什么才拥有充分的企业控制权？在政企不分的“公有制经济”里，企业控制权或者直接就是行政权力的一部分内容，或者由行政命令分配给“任命经理”。但是在横店模式里，企业经理凭借企业家能力才获得了充分的企业控制权，这种企业家能力经由市场的检验。首先，横店集团1975年“起家”资本来自社员私人集资借款和银行贷款，而创办人的个人能力、信誉和以往的成功记录，使出资人手中的“消极货币”转化为交给企业家控制的投资。(3)其后，在“信用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企业资产，企业资产加上企业家信誉构成更大的信用”的过程中，企业家的精神、眼光和对潜在盈利机会的判断决策能力起了决定性作用。(4)简言之，企业家控制着他自己以往贡献给企业投资和营运决策的结果。在这个场合，企业控制权的对象和内容与其说是“他人财产的投资信托”，还不如说是企业家控制企业的才能经由市场环境“生存检验”的物质资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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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企业家“有权”得到的企业控制权并不是能够自动得到的。横店集团由“企业家控制企业”的模式是在制度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形成的。1984年，横店集团创办人将当时横店乡由一家母厂衍化出来的17家社队企业整合为统一的“横店工业公司”，并决定由公司来行使“决策中心和投资中心”职能。这在当时意味着，乡镇党政权力机构和原先各工厂厂长手中的企业控制权，要“交出来”并集中到“工业公司”经理之手。这当然产生了企业控制权再分配的摩擦斗争和“讨价还价”。根据记录，为了将企业控制权从传统公有制模式的行政控制权里“界定”为“企业自主权”，徐文荣先后“赶走”了5任不放弃干预企业自主权的“分管工业的乡镇领导”，并终于得到一位“开明的镇委书记”的同意和县里的支持，从制度上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使“横店工业总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中心和投资中心”(5)。事后来看，这当然是横店集团“企业家控制企业”模式形成的关键一步。我们在横店反复调查的一个题目是，当时的企业经理从哪里获得足够的谈判“筹码”，才成功地主导了这场不同寻常的“制度变迁”？结论是，他力量的源泉是两种能力：通常的企业家才能即从事成功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作为制度企业家的才能即实现“制度和组织创新”的才能。Umbeck（1977）在研究美国西部淘金的经验时提出“强权界定权利”（might makes rights）。我们在横店则看到，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的能力界定企业控制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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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理收入与企业剩余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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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控制权向企业和企业经理转移的时候，对企业经理的激励机制问题突出了起来。基本问题是，逐步握有企业控制权的经理们，在什么动力机制的驱动下，才能够“善待”落到他们手中的权力呢？改革实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集体企业产权模式演变的第二个逻辑环节：企业经理的收入与企业剩余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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