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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的改革举措，字数虽然不多，但字字千钧，力透纸背，具有非常强的震撼力。过去，由于这些学术性极强的单位采用行政级别管理，即用行政级别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干和绩效，大大削弱了我国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创新的能力，“官本位”体制害人至深，评职称看谁官大，按行政级别大小分配科研经费，导致科研经费的一部分被用于大吃大喝和高级烟酒消费等。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为副部级，各省（市）属大学为正局级，真正的学术水平、科研水平则在所谓的行政级别面前变得一文不值，这些现象早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而且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升。难怪钱学森院士发出了“世纪之问”，制度中的许多明白人也无可奈何。《决定》中提出的改革举措可谓快刀斩乱麻，彰显了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和高屋建瓴，谁能不为之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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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决定》在阐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时明确提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其语气之强硬和措施之具体，没有任何拖延和推诿之意。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已十分明确，只是有关部门的具体工作条例尚未出台，影响了工作进展而已。而《决定》的具体阐述则表明了本届政府壮士断腕、推进改革的极大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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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的改革举措也各具特色。如对征收房产税，一改过去的许多提法，提出“研究房产税立法和适当时机推出房产税”，首次把房产税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既然要研究房产税立法，就要厘清并深入探讨“住宅用地70年使用权”等问题，为各智库和学者指出研究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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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改革举措还不是很到位，如虽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思路，但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举措似乎还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和难以解决的矛盾。我认为这是《决定》欠缺的地方。不过，正如习总书记讲的那样，“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所以，我认为随着改革中问题和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不排除下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再次深化土地改革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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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蓝图已绘就，改革的目标很明确。但改革没有回头路，改革之事从来急。为保证《决定》精神的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成立高层次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领全局，驾驭改革。其规格远高于曾经的国家体改委，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决心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推动改革的重要组织保障。这既是从我国目前大局出发的实事求是之举，也彰显出中央对改革分寸的把握非常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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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比股份制高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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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再次重申和肯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理论界和实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对此，我认为厘清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正确认识和理解其内涵和意义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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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不是一种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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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所有制只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而私有制只有一种，产权可以量化到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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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的行业协会等法人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称其为“准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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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私有独资公司和合伙制公司五种，都是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特例，今后将不会有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产生。以上任何一种所有制实现形式都是产权清晰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如果要成立一个混合所有制公司，在工商部门都无法登记，要登记注册就只能是以上五种公司制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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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不是一种所有制，也不是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一个企业中，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多少，得由投入资本的数量说了算，至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代表，得由大股东（相对控股）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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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再次提出和肯定，与政企分开无关，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无关，而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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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概念对于国企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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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承认和肯定，一是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和消除所有制歧视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承认和肯定了企业中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可以同时存在，并允许今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互相持股；三是意在对过去国企改革领域的股份制改革倒退情况予以纠偏。但这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所以，我认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再次提出和肯定并不会对国企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至于坊间部分学者和企业家的争论和看法，再正常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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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改进的过程，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和寻找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以指导国企改革思路的完善，推进具体改革的路径，而不是纠结于某个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误入“成败论英雄”的樊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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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分或个别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搞得不错，经济效益很好，要么是因为选对了一个职业经理人，要么是其他偶然因素所致。但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一个优秀企业的经典案例只可借鉴，不可复制，没有推而广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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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企业中，如果国有资本不控股或者持股比例很低，那么国有资产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于这个企业中，何不逐渐退出，把退出的资金用在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或者一次出售，卖个好价钱？如果只看到现在的利益，万一以后亏损和倒闭又怎么办？岂不悔之晚矣？如果不是为了赚钱，又何必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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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平现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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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对话》栏目采访宋志平，把宋志平同时掌控两家国企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成功典型案例的意图不言而喻。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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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宋志平人才难得。一人兼管中国建材和中国国药两家中央大型企业，而且这两家企业都搞得不错，事实充分证明宋志平是国有企业中少有的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家人才。但这种情况亦属偶然，找不出什么必然性的规律，因此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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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宋志平在《对话》临近尾声时的回答发人深省。主持人在提到中国建材的二三级企业中国有股份已经在30%以下时问：“你不怕被民营资本炒掉吗？”宋志平的回答是两句话：一是“资本说了算”，二是“打起背包再出发”。我认为主持人问得好，宋志平回答得更精彩。给国企改革的最重要启示就是：国企改革分类管理以后，在竞争性领域的最终目标和方向就是退出，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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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宋志平现象并不能说明混合所有制是一种先进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或是所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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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再认识和理解，可以说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成绩不菲，但问题犹在。尚需进一步深刻领会《决定》精神，厘清改革思路，通过分类管理和深化改革，到达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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