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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观点认为，我国国企改革方向越来越不明朗了。其实，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起初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启发，由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四川率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后来又在商业流通企业中实行“四放开”，在工业企业中实行“砸三铁”等改革，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转为“党政分开”，实行“以厂长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再由实施“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抓大放小战略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全方位改革。到目前为止，应当说国企改革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体体现为：国企数量大幅减少，亏损企业基本消灭，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大量退出，垄断性国企的生存能力逐步增强，国家的政策性负担有所减轻。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国企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同时，改革的动力却减弱了，改革的方向似乎越来越偏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甚至成为造成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做法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概括起来就是：方向不明决心大，简单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抽象化，理论问题教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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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方向不明决心大，就是国企改革的目标价值多元化，常常以政府、国企、行业和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多种面孔出现，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改革的结果难免出现“南橘北枳”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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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是主观套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来指导国企的改革与发展，企图收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效果，结果是理论本身都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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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具体问题抽象化，是指明显是由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带来的赢利，偏要套用市场竞争的逻辑来证明其决策的英明，结果是负赢难负亏。赢利部分可由垄断国企“自肥”，亏损则由全国人民“埋单”，造成国有资产“合法”流失，腐败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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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论问题教条化，是指把属于行政管理或准行政管理的工作强行套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造成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平，结果是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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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前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国企不能股份化，管理人员和员工是全体人民的“保姆”，企业实行准公务员管理方式，各级国资委就是国有资产的“看门狗”（借用李金华语）。在这个基本思路的指导下，国企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相信通过３~5年的探索和创新，一定能走出目前改革的误区，消除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企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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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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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在上述领域已经实行股份化的国企应分期分批回购股份，回归国有体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但决不能搞什么国企的“董事会”这一类不伦不类的临摹式改革。当然，在上述改革过程中可以尝试部分垄断国企委托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试点工作，但仅限于试点，成功后可推广，不成功就停止，并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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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凡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从发展目标上应逐步退出，让位于民营企业。现有的国企通过改革置换出来的资金大部分应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用事业，少部分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对于目前经营状况尚好的国企，可视具体情况暂时保留或实行股份制改革，以后择机退出，前提是“卖个好价钱”；对于目前经营不善的国企则按照原来的改革思路逐步退出。但不管怎么改，都不能实行央企的分红模式，即把一部分国企的利润分红用于另外一部分落后国企的脱困上。这就好比10个国企有10个“保姆”，其中5个赢利企业的“保姆”可以用本企业的所谓分红去补贴另外5个亏损的企业。国企的管理人员没有国有资产的支配权，各级国资委同样也不应该有国有资产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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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企应实行严格的准公务员管理。从国企领导层到一般员工，均应参照国家公务员的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准公务员管理方式，实行行政级别制和专业人员职务聘任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也能消除目前国家公务员与国企管理人员之间相互攀比的行为，还可进一步明确国企的约束机制，即行政级别负责制。此办法虽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最正确的选择，能彻底消除现有国企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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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管理人员实行上述改革后，各级国资委在扮演“看门狗”的角色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检查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订国企管理人员考核管理办法，以此加强对国企管理人员的考核和晋升管理。在这里国资委不是以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管理“保姆”的管理者的角色出现，行使全体人民委托的权力。至于国企管理人员实行准公务员管理后的效率和积极性问题，实际上是个“伪问题”。因为在当下中国，官本位制对人才还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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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三：垄断国企另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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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曾于2008年发表《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一文，解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3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曾有记者问我对于文中的主要观点怎么看。说实在的，其中大多数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我认为，此文的许多观点只适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不适于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我以与王忠明先生商榷的口气，发表了《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一文。我在文章里指出：如果用不成熟的理论或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指导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会欲速不达，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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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提出的观点。我之所以认为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是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股份制。股份制企业的特点有二：一是产权明晰且要落实到自然人，而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是全体人民的，无法落实到每个自然人；二是企业资产可以交换、转让和出售，而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不能交换、转让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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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为什么不能交换、转让和出售呢？理由有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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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资产的交换、转让和出售要征得全体人民的同意，这一点目前在中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企业实行股份制的任何交换、转让和出售行为都是非自愿的，不会征求股份持有人的意见。任何代理人都不具有国有资产的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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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理论上讲，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行政垄断、资源垄断等）有自然增值和经营增值两种属性，且自然增值属性可以无限大。因此，国有垄断企业既不能出售，也不能与其他任何企业实行股份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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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具体到企业层面，随着“抓大放小”战略的实施，目前每一个国有垄断企业都极其庞大，其资产不是任何一家民营企业都有能力购买的。如果实行以股份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自然会形成评估过程中的利益输送，而这种利益输送的价格是无法体现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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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目前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一方面有高额的利润在股东之间分配，其中一部分形成国有资产的红利，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红利进入了非国有的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国有垄断企业又享受了国家巨额的财政补贴，直接用纳税人的钱补贴给了不应该接受补贴的利益集团。因此，国有垄断企业不适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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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王忠明先生关于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观点，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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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点，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我国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也就是文章中阐述的“抓大放小”的改革过程和结果；二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资产价值的评估难度不大，即使在改制过程中也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不会影响大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三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首先应让位于民营企业，国家没有必要办企业与民争利（这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理论中都有正确的阐述）。从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来看，用市场经济的逻辑去推断：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彻底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和付出代价多少的问题。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成功并不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这里顺便要提一下，王忠明先生对于组建大飞机公司应吸收非公资本介入和电信业改革应吸收民营企业参与的改革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这是属于竞争领域的事情。因为国家资本本不该进入大飞机公司，电信业则应尽快逐步实现民营化。这种时间与代价的付出是必要的和不可挽回的。这也说明了即使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充满争议和风险的。所以说，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冒这种风险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而国家垄断企业改革不必要也不应该冒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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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资产的可交换、转让和出售。按照王忠明先生的观点，国有企业的产权再清晰不过，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既然是国家所有，那么有什么理由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呢？有什么理由要实现交换、转让和出售呢？目前国有企业（包括垄断领域与竞争领域）改革的思路就只有一个，就是为使现有的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尽管具有不确定性，要保值增值就只有通过投资和生产经营才能实现，要赢利就只有通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才能实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同样适用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而不适用于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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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有垄断企业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改革路线，还有太多问题需要探讨。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和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王忠明先生的观点既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辉煌成就，也指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我认为，它对指导现在和将来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并不适用于国有垄断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如果依此观点全面指导今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会矛盾重重，后患无穷。至少我们目前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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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了。研究的重点首先是要把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区分开来，其次才能分类研究国有企业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国有垄断企业只有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才能完成全体人民赋予国家的重托。我们不是已经总结出了“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之谈吗？难道还怕搞不好国有垄断企业。所以说，国有垄断企业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即使不是最优选择，也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而且我认为这种改革思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业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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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四：如何体现效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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