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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8 000亿元利润只能说明，2009年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比2008年提高了14.6%，没有什么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更没有指导意义。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和思路的深刻反思，应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校正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一定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区分开来。唯有如此，才能厘清改革的思路，制定出更好的改革方针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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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五：改革思路需要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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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绩不容否定，但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和做法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原因在于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混为一谈。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国有企业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把两者分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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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引起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关的各种评论和国资管理部门部分官员的言论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些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颇感不平，广大人民群众则是怨声载道，尤其是部分央企管理人员的高薪、频频出现的地王、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中无视财产权保护的现象等，再一次把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这种情况，国有企业管理部门的官员、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和部分关心国有企业改革的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到目前为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不见中央政府高层对此有何表态，对一些敏感且明显错误的做法似有扼制，但干预的力度相对较弱，不痛不痒，甚或造成更大的麻烦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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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如果再不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将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并会影响诸如政府职能转变等其他方面的深层次改革，甚至影响到安定团结、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当前，要使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正确的道路，首先要弄清楚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对这两个概念都搞不清楚，必然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把局部当全部，从而无法准确定位，结论也就难免南辕北辙，最终贻误改革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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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概念做个说明。何谓国有企业改革？顾名思义，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属于企业改革的范畴，只不过改革的主体由一般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但仍然是微观层面的改革，即如何把国有企业搞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如何正确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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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很显然，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虽然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了很多学费，但毕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全国人民有目共睹。这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范例。其原因就是国有企业不赢利，效率低，因而需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即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如何做正确的事。而做正确的事，责任在于政府，不在于执行层面的官员，更不在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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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提出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哪个效率更高”的问题，时任国资委主任回答“企业搞得好与不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此话没错。看看中国的现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搞得好的，问题是这样的研究结果有什么用呢？我们能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好企业，就得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竞争的结论吗？这样还需要国有企业管理部门和政府研究机构干什么？还要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甚至邓小平讲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都成了无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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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曾对记者说：“国有企业现在受夹板气！……央企不挣钱，被批效益不好；挣钱了，又说不顾社会效益。”他认为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进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无可厚非；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社会公共服务组织，那么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由此可见，国资委的官员对国有企业的定位都不甚清楚。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执行层面的官员做正确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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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回应记者有关“央企都退出房地产市场”的提问时表示，如果不能解决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房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要奢望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使房价大幅下降。这话讲得很对，但与说话者无关，房价降与不降是住房与建设部的事。老百姓不会因为房价高而去抱怨国资委。老百姓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房地产？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我认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说明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认识。如果从国有企业的定位来讲，不仅仅是要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而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16家央企应该统统退出才对。退出的资本金怎么办？目前，转持全民社保基金是最好的选择。大量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这已被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所证明。退一步讲，部分央企对房地产业有感情，国有企业进入保障性住房领域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这样的定位不是更符合民意吗？当然，国资委没有这样的权力，国资委的官员更没有这样的权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更高的决策层用更大的智慧和魄力去解决。目前，不是时机不成熟，不是是非不清楚，而是想做不想做，愿做不愿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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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别说起，不能不联想到近几年舆论热议的“国进民退”现象。到底是支持“国进民退”还是支持“国退民进”，作为一种民间议论，我认为都无可厚非，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就同一个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一些官员的解释难以做到以理服人。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一位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有关“国进民退”现象时说：“2009年工业增加值：私企增长18.7%，国企只增长6.9%；总资产：私企增长20.1%，国企只增长0.8%；从业人数：私企增长5.3%，国企只增长0.8%；主业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下降了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国企下降4.5%。”由此该发言人认为这些“可靠的”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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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言之确凿，颇显官员自负，但其回答显然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连什么叫“国进民退”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如此下去，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如何能准确定位？但其回答却证明：民营企业不仅效率比国有企业高，而且解决就业的人数也比国有企业多，对国家的贡献比国有企业大。因此，现在是国家尽快厘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时候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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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年底，集新定位、新思路、新领导、新气象于一身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不仅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而且不容置疑地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创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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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第五章 超越国企改革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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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可以表述为定位准确、产权清晰、公益为主、部分垄断，并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私有化，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明确产权、分类管理，根据不同领域进行不同的改革尝试。此外，国资委是国务院委托的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与管理的特设机构，在产权所有人缺位的情况下，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改革进行管理和指导，因此还应进一步厘清国资委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确实有很多问题，大有研究和讨论的必要。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目前亟须进一步厘清思路，从顶层设计入手，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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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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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可以表述为定位准确、产权清晰、公益为主、部分垄断，并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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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准确，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不容否认，国有企业已是客观存在，不存在今后要不要办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和如何退出的问题。因此，在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上，一定要消除三大误区。一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把国有企业的资产通过变卖、转让和股份制改造变为所谓的私有制企业，这与苏联的私有化证券改造无异，不仅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违背。这种做法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也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二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所谓市场化，是指对绝大部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的现代公司。这种市场化改革模式，虽然基本上与中共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表述一致，但没有提出明确的分类管理思路，会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误区。该表述用在竞争性领域无懈可击，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是值得的。如果在公益性或部分自然垄断性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公益性领域与市场化是不兼容的，而部分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资产的资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存在无限增值性，所以在这些领域只能实行单一的国有独资体制。在任何时间、地点向任何人的无偿赠予和有偿交易都是非法的、不合理的。三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去行政化。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框架中，国企改革的去行政化纯粹是一个伪命题。国企的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也无权否认。国有企业的资产无法量化，也不能量化到个人，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资产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在没有建立国民权益基金之前，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国人民委托国务院管理的，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直属特设机构，行使对国有企业资产的监督权和管理权。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改革的目标怎么能够是去行政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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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国民权益基金。国有资产流失在国企改革一开始就存在，至今仍未解决，也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对此，我特别推崇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建议和意见，即通过建立国民权益基金的做法进行管理，真正实现产权到民的终极目标。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国有股权注入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把现有的央企资产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全部注入其中。然后，把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摊到全体公民身上，这样产权可以落实到自然人，但不能私分，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另外，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市的国有资产全部注入其中。此后凡涉及国有企业的资产交易，均需通过国民权益基金，即出资人来实现。这样就解决了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产权没有到位的问题，由虚转实，真正做到了产权清晰，而全国人民则可以理所当然地分享国有资产的经营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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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为主和部分垄断，是因为在公益性领域和部分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涉及国计民生，必须得到保障，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不存在股东利润的最大化，只存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所以这类国有企业即使不赚钱、不赢利，也是国民权益基金必须存在和加强的领域。这样的管理思路和机构设置也可称为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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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建立的国民权益基金怎么运转、管理机构设置及归属需要专门研究。现在的国资委可由原来国务院的直属特设机构变为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但不具备出资人的角色。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在明确定位、明晰产权以后，实现公益为主、部分垄断和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终极目标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和问题了。而在竞争性领域，全国人民的国民权益基金又何必与民争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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