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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的概念起初由学者提出，并被写入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当中。按照字面意义，还可理解为高层设计、上层设计等。其主要含义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许多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果断推出，以免错过最佳改革时期，贻误中华民族的改革大计。在关系到国计民生、需要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中，国企改革应走在最前列。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不想设计、不愿设计或不敢设计，从而错过改革的良机。国企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必须要顶层设计，进而顶层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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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做好顶层设计，切莫空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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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国企改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改革，而是包含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内容。因此，必须将国企改革纳入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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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主义”只能贻误改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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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等人与某学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曾轰动一时，其观点正确与否本无答案，争论的双方是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而阐述理由的。由于目的不同，动机不一致，尤其是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争论自然是不了了之。现在回过头来看，似无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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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今天再次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但这是个真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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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的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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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政府建言和表达不同观点的社会氛围日渐融洽。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中，任何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做到自由表达，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参考，并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力求使政策的制定更符合民意。此形势来之不易，需要广大民众及社会精英倍加珍惜。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社会精英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充分表达民意和民声。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非此即彼的争论多，真正直面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少。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和引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把研究的精力放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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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出现了或者说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理论分析和不恰当的归纳。如把经济学研究者分为主流经济学家，那么也就还有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被冠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称号；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装成国家干预主义等，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还有的研究把一些经济学家和其研究观点贴上“左”或“右”的标签，甚至陷入宏观经济的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为本无标准的软硬之争掺入了情绪化的论辩。又如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没有提出理性的改革建议和意见的情况下，提出所谓的利己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症结源于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的形成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有关，来源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理性经济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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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出以上问题和研究现象，并不是想就哪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争个你死我活。我只是认为，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多争论的必要。经济学家也就是经济学者，或者经济学人，没有什么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个人观点就是个人观点，没有什么“左”“右”派别之分。如果硬要分，那就是思想还停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非“左”即“右”的惯性思维中不能自拔，不仅于研究工作无益，还会影响工作情绪和研究效果。至于现实中存在的所谓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和不道德行为，应予以抨击和揭露，需要我们制定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予以扼制和校正引导，但远未形成什么“主义”，也无必要上升为主义之争，其实就是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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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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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术界有些学者将市场经济当作批判自由主义的靶子，这是一种基于对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逻辑关系不清而得出的谬论。这种人为臆造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危害非常大，必须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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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者认为，除非会危害到他人，否则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个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负责，因为这种自由行动本身就会给社会福利带来额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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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严复是最早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之一。他的重要译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论自由》（又译为《群己权界论》），与他同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现在主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也大有人在，但都难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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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显明的政治诉求，它在政治上主张宪政和民主政治，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不能把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画等号。因为在不同的年代，自由主义包含不同的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思想和追求。毛泽东同志曾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和“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行为划为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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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市场经济自诞生起，就有着严格的定义和内涵。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消费者与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其次，如何生产也遵循价格信号所指示的方向，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用哪些生产要素、采用什么技术来进行生产；最后，为谁生产是由生产要素的生产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里的供求关系决定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地租、利率和利润。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便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完成社会收入的分配。市场经济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能因为自由主义者崇尚市场经济就把市场经济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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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长达9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个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对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总结，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自由主义思想一开始与邓小平理论倡导的市场经济正好吻合。当时流行的口号包括解放思想、打破禁锢、破除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体制限制、呼唤民主发展等。虽然这些提法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切合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事实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后来的反精神污染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扩大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于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所以市场经济被当成自由化的靶子。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在理论界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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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形势的发展往往先于人们的惯性思维。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发表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英明论断。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反对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的人而言有如当头一棒，既是第二次为市场经济正名，也是要把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后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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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市场经济绝对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需要的工具和有力武器，如我们正在努力建成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种因为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就把市场经济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市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市场经济本身就已存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主张自由主义的人大多有政治诉求，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不一定都有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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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严复翻译过《国富论》和《论自由》，他本人也崇尚自由主义，就把《国富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甚至把我们国家现在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归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继续错误地把市场经济当作自由主义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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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价值判断，这正是邓小平在20年前南方谈话时对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二者关系所做的正确判断。但是，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平正义的缺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成为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保守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理由，但“遗憾”的是，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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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顶层设计的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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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责任感的学者应该认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有良知的社会大众都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理性思考这些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不要空谈主义，更不应人为地制造“伪主义”。其作用可能有三：一是供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时参考；二是国家大事，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有为国分忧的责任，以此唤起广大民众关注改革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三是像经济学家张曙光说的那样，这样做既为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也为消磨时光、寄托精神。这当然是一种调侃，但如果真有更多的人以此来寄托精神，实乃中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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