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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些问题才是时下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中最主要、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呢？按照不同问题对国家发展长远性、全局性影响的重要程度，我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需要研究关注并尽快加以解决的问题概括为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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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民问题。包括土地问题，所有制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核心是土地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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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土地问题。包括房地产问题，私有财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核心是土地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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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出资人问题，代理人问题，垄断、公益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分类管理问题，文化国企的定位问题，国有企业的边界问题，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国企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收入的平衡问题，建立国民权益基金问题等，核心是国企“非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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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房地产问题。包括土地问题，产权问题，房产税问题，遗产税问题，保障房问题，商品房问题，公租房问题等，核心是土地私有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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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医疗问题。包括基本医疗问题，享受性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核心是看病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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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教育问题。包括学龄前教育问题，中小学义务教育问题，大学教育改革问题，公办大学边界问题，民办大学发展问题等，核心是公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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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全民统筹养老保险问题等，核心是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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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包括行政许可问题，减少审批问题，放松管制问题，公平竞争问题，政府职能部门边界问题，社会组织创新问题，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区分问题等，核心是放松管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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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包括公平进入问题，业务审批问题，双重部门管理问题，统一监管问题等，核心是放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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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执政党的合法议政参政问题，其他党派的议政参政问题，宪法的贯彻实施问题，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问题，政府政务人员和公务人员的分类管理问题等，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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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研究人员应该说实话、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力求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管理层应从战略高度将其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之中，做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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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尚佳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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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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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的瓶颈暴露无遗。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机会不均等、社会不公正和分配不公平的本源问题难以从理论上自圆其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再次证明：社会许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不是因为国家政策的推动，而是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属于“被增长”或“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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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面前，只能顺应历史潮流，做好顶层设计，这样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不会在全球化大潮中错失良机。在顶层设计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性改革和阶梯性推进过程中的非常时期。因此，从政界到学界，都对顶层设计寄予了厚望，并纷纷出谋划策，积极建言，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心，以及图强求变的信心和决心。面对各界人士对顶层设计的高度认同和期待，如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因势利导，就成为理论界及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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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顶层设计的群众基础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践。从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无处不有顶层设计的痕迹和影响。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而超越阶段性的任何好的想法或理论都有可能因时机不对而销声匿迹。因此，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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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他的果敢和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一系列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推动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如果没有他的顶层设计，许多来自基层的改革实践很可能就夭折了。就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来讲，当时的教育部门以时机不成熟、困难很多等理由推诿，而邓小平一句“你们不干，让别人去干”就干成了。这就是现实中的顶层设计。再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主持的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当时没有一个部门认为应该撤销本部门，而最终的改革是撤销了十多个部委，一大批行业协会应运而生。这也是顶层设计发挥作用的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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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顶层设计的发展思路与民主法治的改革推进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不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道路”引起了世界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一系列社会矛盾爆发，尤其是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改革举措出台势在必行。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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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和经验；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作用不可小视。而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这方面，社会精英和学者都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他们既可以传播民间呼声，又可以表达革新思想，供顶层设计借鉴和参考。但学者显然不能代替顶层设计，这一点学者与百姓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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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这一点非常好理解，而有的人不理解顶层设计也适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甚至认为顶层设计等于计划经济思维，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至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推进过程中，顶层设计不但需要，而且重要。因为任何远大的目标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实践。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会留下顶层设计的印迹。因此可以说，做好顶层设计，对于制定更加重要的阶段性战略决策和措施而言是必需的，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并不矛盾，可以起到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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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顶层设计同样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纵观国际历史，顶层设计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一直存在，花样也在不断翻新，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从独裁者萨达姆到卡扎菲，都是集权力于一身的顶层设计者，他们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的悲惨下场，就是因为顶层设计的思路和作为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志，失去了其存在的群众基础。而这种顶层设计一遇打击，顷刻就会瓦解。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顶层设计的新思维也未能挽救苏联命运，盖因其顶层设计的前提，即群众基础，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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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苏联的终结未能如戈氏顶层设计之所愿，但却意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历史的阴差阳错，可供后人继续研究和思考。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顶层设计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需要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魄力。而负责顶层设计的执政党和政府，则要制定好改革试错的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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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不想设计、不愿设计或不敢设计，因而错过改革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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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顶层设计的认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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