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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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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术界有些学者将市场经济当作批判自由主义的靶子，这是一种基于对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逻辑关系不清而得出的谬论。这种人为臆造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危害非常大，必须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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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者认为，除非会危害到他人，否则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个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负责，因为这种自由行动本身就会给社会福利带来额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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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严复是最早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之一。他的重要译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论自由》（又译为《群己权界论》），与他同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现在主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也大有人在，但都难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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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显明的政治诉求，它在政治上主张宪政和民主政治，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不能把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画等号。因为在不同的年代，自由主义包含不同的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思想和追求。毛泽东同志曾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和“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行为划为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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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市场经济自诞生起，就有着严格的定义和内涵。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消费者与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其次，如何生产也遵循价格信号所指示的方向，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用哪些生产要素、采用什么技术来进行生产；最后，为谁生产是由生产要素的生产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里的供求关系决定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地租、利率和利润。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便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完成社会收入的分配。市场经济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能因为自由主义者崇尚市场经济就把市场经济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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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长达9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个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对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总结，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自由主义思想一开始与邓小平理论倡导的市场经济正好吻合。当时流行的口号包括解放思想、打破禁锢、破除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体制限制、呼唤民主发展等。虽然这些提法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切合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事实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后来的反精神污染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扩大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于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所以市场经济被当成自由化的靶子。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在理论界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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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形势的发展往往先于人们的惯性思维。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发表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英明论断。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反对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的人而言有如当头一棒，既是第二次为市场经济正名，也是要把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后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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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市场经济绝对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需要的工具和有力武器，如我们正在努力建成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种因为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就把市场经济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市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市场经济本身就已存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主张自由主义的人大多有政治诉求，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不一定都有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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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严复翻译过《国富论》和《论自由》，他本人也崇尚自由主义，就把《国富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甚至把我们国家现在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归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继续错误地把市场经济当作自由主义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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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价值判断，这正是邓小平在20年前南方谈话时对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二者关系所做的正确判断。但是，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平正义的缺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成为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保守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理由，但“遗憾”的是，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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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顶层设计的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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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责任感的学者应该认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有良知的社会大众都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理性思考这些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不要空谈主义，更不应人为地制造“伪主义”。其作用可能有三：一是供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时参考；二是国家大事，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有为国分忧的责任，以此唤起广大民众关注改革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三是像经济学家张曙光说的那样，这样做既为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也为消磨时光、寄托精神。这当然是一种调侃，但如果真有更多的人以此来寄托精神，实乃中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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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些问题才是时下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中最主要、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呢？按照不同问题对国家发展长远性、全局性影响的重要程度，我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需要研究关注并尽快加以解决的问题概括为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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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民问题。包括土地问题，所有制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核心是土地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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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土地问题。包括房地产问题，私有财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核心是土地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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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出资人问题，代理人问题，垄断、公益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分类管理问题，文化国企的定位问题，国有企业的边界问题，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国企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收入的平衡问题，建立国民权益基金问题等，核心是国企“非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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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房地产问题。包括土地问题，产权问题，房产税问题，遗产税问题，保障房问题，商品房问题，公租房问题等，核心是土地私有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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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医疗问题。包括基本医疗问题，享受性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核心是看病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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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教育问题。包括学龄前教育问题，中小学义务教育问题，大学教育改革问题，公办大学边界问题，民办大学发展问题等，核心是公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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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全民统筹养老保险问题等，核心是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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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包括行政许可问题，减少审批问题，放松管制问题，公平竞争问题，政府职能部门边界问题，社会组织创新问题，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区分问题等，核心是放松管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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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包括公平进入问题，业务审批问题，双重部门管理问题，统一监管问题等，核心是放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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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执政党的合法议政参政问题，其他党派的议政参政问题，宪法的贯彻实施问题，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问题，政府政务人员和公务人员的分类管理问题等，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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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研究人员应该说实话、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力求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管理层应从战略高度将其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之中，做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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