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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三：国企改革的路径是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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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去行政化，不能把行政管理手段和办法套用于国有企业管理。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搞好国有企业。这种看法貌似正确，其实存在很大的误区。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弄清国有企业的分类。如果在竞争性行业，这种观点无懈可击。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主要有赖于高效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也就是说，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无须行政化管理。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国有企业根本不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有的企业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行政或准行政事业管理。还有的行业和企业的业务属于行政垄断，是在限制其他所有制企业准入的前提下开展的，甚至经常拿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所以说，这些企业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董事会，领导干部属于任命制，而非通过市场竞争选拔产生。即使有的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也属于临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去行政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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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在这类国有企业中，更应该强调的是行政职务聘任制、技术职称聘任制和各种责任制管理，并辅之以有效的行政监管。这种选择虽称不上最优选择，亦属于次优选择，因为没有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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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四：国有企业不能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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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人就此得出错误理解，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其理由大概就只有一条，有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搞得不错。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即现存的少数在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有利润，是由过去倒闭了一大批国有企业，损失了一大批国有资产，浪费了大量人财物才换来的。其搞得不错的原因，无非是占有了一大批优良的国有资产，主要是土地和房产资源。也有部分企业利用了国家信用和不可多得的地理区位优势，如香港招商局等。当然，也有个别企业是因为选对了一个职业经理人，但这种情况很少，可遇不可求，没有规律性和可借鉴性。虽然这些企业利润每年都有所增长，但与其占有的资源相比，资产利润率还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效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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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办法：一是继续在竞争性领域发展，上缴红利，假如有一天经营不下去的话，再通过兼并、重组等措施进行改革，交二次学费；二是主动明确退出的行业、路线图和时间表，把退出的国有资产用在社会保障和民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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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现状和选择退出各有利弊，还需决策者通过“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来平衡解决。我个人认为，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主动退出要比被动退出和被迫退出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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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五：国有企业搞得好与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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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概念再次被提出和肯定以后，在学界和实业界引起广泛争论再正常不过。但也有很多观点失之偏颇或了无新意，尤其是很多人企图否定所有制对企业发展的巨大作用，甚至认为企业搞得好与坏与所有制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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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决定》精神，中央再次提出和肯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意义明确且深远。一是体现公平竞争，不搞所有制歧视；二是终结“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讨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鼓励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合作，通过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其他企业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央的意图不是要混淆，更不是要淡化和漠视所有制概念，而是再次明确国企改革重在发挥资本带动力和各种所有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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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第六章 顶层设计与国企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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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的概念起初由学者提出，并被写入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当中。按照字面意义，还可理解为高层设计、上层设计等。其主要含义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许多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果断推出，以免错过最佳改革时期，贻误中华民族的改革大计。在关系到国计民生、需要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中，国企改革应走在最前列。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不想设计、不愿设计或不敢设计，从而错过改革的良机。国企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必须要顶层设计，进而顶层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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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做好顶层设计，切莫空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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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国企改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改革，而是包含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内容。因此，必须将国企改革纳入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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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主义”只能贻误改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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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等人与某学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曾轰动一时，其观点正确与否本无答案，争论的双方是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而阐述理由的。由于目的不同，动机不一致，尤其是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争论自然是不了了之。现在回过头来看，似无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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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今天再次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但这是个真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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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的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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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政府建言和表达不同观点的社会氛围日渐融洽。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中，任何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做到自由表达，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参考，并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力求使政策的制定更符合民意。此形势来之不易，需要广大民众及社会精英倍加珍惜。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社会精英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充分表达民意和民声。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非此即彼的争论多，真正直面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少。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和引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把研究的精力放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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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出现了或者说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理论分析和不恰当的归纳。如把经济学研究者分为主流经济学家，那么也就还有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被冠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称号；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装成国家干预主义等，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还有的研究把一些经济学家和其研究观点贴上“左”或“右”的标签，甚至陷入宏观经济的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为本无标准的软硬之争掺入了情绪化的论辩。又如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没有提出理性的改革建议和意见的情况下，提出所谓的利己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症结源于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的形成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有关，来源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理性经济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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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出以上问题和研究现象，并不是想就哪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争个你死我活。我只是认为，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多争论的必要。经济学家也就是经济学者，或者经济学人，没有什么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个人观点就是个人观点，没有什么“左”“右”派别之分。如果硬要分，那就是思想还停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非“左”即“右”的惯性思维中不能自拔，不仅于研究工作无益，还会影响工作情绪和研究效果。至于现实中存在的所谓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和不道德行为，应予以抨击和揭露，需要我们制定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予以扼制和校正引导，但远未形成什么“主义”，也无必要上升为主义之争，其实就是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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