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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级企业家柳传志从中科院计算机所投入的20万元初始资金起步，完成了联想从小打小闹的科研型企业向大型资本投资企业挺进的惊险一跃。其间，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和惊心动魄的国营与民营之争。最终柳传志以知识分子群体中极其少有的智慧和超前眼光，以知识为巨大资本注入科技型企业，完成了转型和改制。这不仅使联想凤凰涅槃，还给联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果没有后来的产权改革、企业改制和国际化拓展，联想就不会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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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雏军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翻船、张海在健力宝改制漩涡中跌倒的案例，均属于未解决好产权制约问题而制约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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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企业产权因素制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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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公益性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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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再明晰不过的。这类企业并非真正的企业。产权因素无法也不能转换为激励机制。所以，在这类企业中研究产权因素的制约没有更大的意义。但有一点是其他企业无法证明的，它从反面说明：产权的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无法证明产权因素的作用及影响，也无法证明其业绩和经营效益的高低。这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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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徒具形式。真正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制定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有企业管理构架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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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在发展方向和目标上应该完全退出。这是产权因素制约仍然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和探索，国内外成熟案例很多，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本不应该成为疑难问题。但在中国目前情势之下，有必要厘清以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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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有企业宏观上、总体上的退出目标一定要明确，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国有企业存在于竞争性行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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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谓的利益集团作祟，既没有想象中严重，也不能成为不敢改革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优势。一句话：解决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问题关键是顶层设计的信心、决心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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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具体情况，分期、分批、分类彻底改革，一改到底。可以预料，这项改革不仅会促使中国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还会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促使中国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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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有关具体的改制程序、措施和办法的论证和设计。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产权因素制约，如划归社保基金、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给民营企业和变卖资产解决人员遗留等问题。当然，上市也是合理与必要的选择，但要明确上市是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套现而择机退出，而非盲目做大做强，以免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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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不得在竞争性领域再投入。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即一方面在研究如何退出，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进入，尤其不能在目前还可以赚钱的竞争性行业继续投入。过去国企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已多次证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时的成就和快感往往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待到头脑清醒时，方知不过是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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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例，当时国家商业部撤销了20多个行政司局，与物资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随后，商业系统在竞争性行业成立了20多家公司，从百货到家电、从食品到餐饮一应俱全，每个公司至少都划拨了几千万到上亿元资金，成立了一批国有商业企业。仅仅过去20年，当时辉煌非凡的复兴门内大街45号，如今已物是人非。不仅当时划拨的国有资产流失殆尽，还毁了不止一代人。失去的不只是金钱和货币，宝贵的青春年华更是白白浪费。更可悲的是，至今有关决策者对此仍未加以反思和重视，依旧想当然地企图培育若干大型流通企业，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从重视产权因素入手，把有限的资金划拨给有限的人，现在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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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约束力最弱，层层代理人体制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多，包括选人用人机制和经济计算等都缺乏直接动力。而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由于有了落实到自然人的产权约束，获得了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直接动力，产权因素的正面制约作用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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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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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权因素制约以外，制度、环境、文化和个人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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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及环境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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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乏聪明人，不乏创造财富的智慧，缺少的是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保障和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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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来讲，目前要重视的制度因素包括国家制定国有企业总体退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既要完成产权改革，直至彻底退出，又要从公开透明化入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还要解决好人员的整体划转、退出和再就业等问题。只有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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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创造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和制度条件。美国之所以会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一大批创新企业家，与其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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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有句名言，即“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这种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管理模式却很难制度化。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管理思路难脱“机会主义”之嫌。但我看来，这无疑是在激烈的商战中获得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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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他曾这样描述经营联想的处境：“母鸡孵蛋的温度是39度，而我们创业的温度是42度，只有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鸡来。”柳传志的一生是当代中国版适者生存的企业家奋斗史。他们靠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的奋斗历程，充满了无奈却有效的中国式成功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一代企业家，却无法将他们的成功模式真正融入现代商业文明，也无法形成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性借鉴。有“地产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将此解读为“野蛮生长”，用词准确、形象逼真，却让人难以深究和思考，更谈不上深刻反思和促进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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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企业家代表，并不是单一的个体存在。他既代表了企业家个人成长的制度困境，也代表了企业家才能发挥与制度约束的悖论。他们的成功，无疑又增添了个人奋斗的悲壮和不可复制性。所以，直到现在柳传志还在说，企业家很胆小、很害怕。如此发自内心的语言表达一再警示我们，制度建设在企业家才能发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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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央企负责人宁高宁在其倡导的中粮集团“全产业链模式”遭质疑时，曾说过一席话，大意如此：中国谁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北大、清华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研究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改革。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企业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十分完善。而这一切我们中国的国企都不具备。因此，我们的改革与管理更多的是探索。至少，中粮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小环境中还是可控的和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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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高宁这一席话，既表明了一个现代国企负责人具有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又显现出其踌躇满志中的无奈和迷茫。因为在一个产权约束尚不明朗的环境中，是无法体现制度建设的优越性的。这种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困境与企业家才能发挥所需要的自由环境难以兼容。虽然企业家精神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带来变革，但企业家精神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在一个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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