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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当然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改革,因为用行政权去干预是政府本身固有的习惯,任何动作都会带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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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疗法认为维持目前的结构不动,可以减少麻烦。可能吧,但问题也都积攒在那里了。其实出点问题,暴露矛盾,加快法治建设,正有利于把游戏规则改过来,是一种积极平衡的态度。当然改革也会出问题,比如不少地方一讲集约利用土地,就强制农民上楼。这是老毛病,绝不允许在改革的旗号下复发。同时,我们也要仔细分清,是反对强拆,还是一概反对农民上楼?非强制的、以农民选择权为基础的上楼,可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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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分开两头讲,各地的农民上楼,凡强制的都是胡闹,根源就是行政权替代农民的财产权,还是过去那个国家超级公司过分集中权力模式的继续。要从确权出发,以确权为基础,根据经济的变动,来选择合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流动方式,并像成都近年实践的那样,探索全面重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全面推行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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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这么多年您关注很多领域的改革,医改、教改、央企改革,如何看待这些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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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这几年的改革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是被既得利益缠住了手脚,也许还有观念的束缚。不少领域的改革,像一句牢骚话说的,“只轰油门不挂挡”,声音大、不下手。大家看这两天媒体报道南方科技大学,努力十年,为天下学子创一个新的教育机会,但就是拿不到招生指标,最后学校只能自招、教起来再说。要不是个人岁数太大,我真想也去报考一个,支持支持那位校长。教改与工业改革一样,要靠“校本位”,然后各试各的,在比赛中互相影响、积极探索。否则一大篓螃蟹,谁也爬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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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所以还是政府之手伸得太长了,管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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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是该缩的地方缩得太慢,阻碍太多。改革跟投资一样,现在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将来就没有果实可以收。经验很清楚,像下围棋一样,在关键地方布下几个“棋子”,过十年就有一大片。中国这十年收获的果实累累,是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布下了一些发展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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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如果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常态,要素成本上升,广义的通胀压力则会加剧增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企业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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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只要大的环境对,不用过于担心哪个企业不行。因为学习曲线摆在那里,中国人不笨,在约束下,总能冒出优秀的公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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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企业有信心,因为是民营企业,谁都可以进入,不行就出局,谁也打不了谁的包票。市场里企业经营失败,公司破产,但组成公司的生产要素可不会“死”,无非是从这个公司里解放出来,进入其他公司,形成新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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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担心的是环境出大问题,系统性歪曲,误导企业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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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如何概括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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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收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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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你觉得未来十年还能延续收获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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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那就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是有不少红利,不过真正的红利还是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唯有进一步改革,在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上做实质投入,才能为未来的延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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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文中简称《21世纪》)十年专访稿,发表于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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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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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界定产权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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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改革开放,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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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回忆录,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处理的会上,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紧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有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回头看,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的农村改革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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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也由于内地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经有10万人意图偷渡逃港,他们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成为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限定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现在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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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对灾难性事件的自发反应,不足以直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逼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势好一点,还是可能被改回去。这就是过去讲的:吃饱了饭,又要瞎折腾。事实上,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我国经济政策还是日子好过了就继续向“左”,比如靠政治运动促生产,“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对外开放更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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