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11090
［3］高小蒙：“粮食备忘录”，《发展研究通讯》，总第21期（1986年10月）。
1704511091
1704511092
［4］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见周其仁编：《农村改革与发展》（上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04511093
1704511094
［5］刘运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和农村》，农业经济学会1985年铅印本，第92页。
1704511095
1704511096
［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的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04511097
1704511098
［7］弗·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和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论著选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04511099
1704511100
［8］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1页。
1704511101
1704511102
［9］罗纳斯·科斯，1937年。
1704511103
1704511104
［10］西里尔·E·布莱克等著：《日本俄国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704511105
1704511106
[1]本文于1986年10月完成初稿，12月完成修改稿，参加撰稿的除本书作者外，还有戴小京。文稿经发展研究所诸多同事讨论、修订，曾以“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名义发表于《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1704511107
1704511108
1704511109
1704511110
1704511112
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1704511113
1704511115
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1]
1704511116
1704511117
——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1704511118
1704511119
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广泛地改变资源利用的产权形式和效率。这场变革的背景，是原有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控制模式的失效和日益松弛。本文讨论这场大变革的发源——农村改革的经验。
1704511120
1704511121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经过10年分权化的渐进改革，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农村改革经验的回顾，把国家行为引入农民所有制建立、执行和改变的说明。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通常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分步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中国的经验表明，有效的私产权利可以在原公有制的体系中逐步生成。
1704511122
1704511123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国家与产权关系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改革前农村产权制度的特征和由来，第三部分研究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包含的变革因素，第四部分分析20世纪80年代农村产权改革的经验，最后是一个结论性评论。
1704511124
1704511125
一、已有的讨论：所有权和国家
1704511126
1704511127
（一）所有权悖论
1704511128
1704511129
人们在广泛讨论所有权或产权的问题时，常常利用的概念包括合约、激励机制、监督费用、排他性收益权、风险、机会主义倾向、组织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等。所有这些概念，涉及的基本上是社会成员的私人考虑和私人之间的关系。[2]这表明，自科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开创性的工作以后，经济学理论对一个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现实世界的理解大大加深了。[3]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权安排对于经济发展，再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不把国家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引进来，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所有权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呢？[4]
1704511130
1704511131
如果产权纯粹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合约，并且可以由私人信守来得到履行，那么国家就并不构成产权安排的一个要件。[5]遗憾的是，在任何大规模交易的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6]因此，当产权经济学家阐述产权的“排他性收益权利”时，通常都要强调产权是被强制实施的，因此产权的强度不能不涉及国家所提供的保护的有效性（阿尔钦，1965，243）。
1704511132
1704511133
国家当然不可能免费保护产权，它为保护产权所能花费的资源归根到底来自产权的“负赋”。换言之，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完整独立，而注定要遭到国家的纠缠。当然，产权也可以通过纳税来购买国家保护，在这个场合，国家不过是一个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规模经济”的组织，产权与国家的关系与任何其他平等的契约关系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7]
1704511134
1704511135
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不能凭借其唯一的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地位而索价更高？如果国家也具有自利倾向，那么当它有可能凭其独一无二的地位索取高于其提供服务的租金，甚至干脆完全剥夺私人产权来聚敛财富时，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它这样做？正如我们在经济史上看到的，国家侵犯产权引起长期经济衰退的教训，常常并不足以阻止国家及其代理人拒绝短期租金增加的诱惑。毕竟任何国家代理人的生命、任期及其理性程度都是有界的。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德姆塞茨在提出“所有权残缺”（the truncation of ownership）这一重要概念时，不能不特别提到国家。他指出，所有权残缺是指完整的所有权权利束中的一部分被删除，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控制废除私有权利束的职位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来承担”（德姆塞茨，1988，18—19）。很清楚，所有权残缺是国家侵权的一种结果，完全不同于私产所有者等价购买的国家服务。德姆塞茨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关于国家的经济理论尚未发展到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国家及其成员的行为。（德姆塞茨，1988，19）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我将之称为所有权悖论的逻辑。一方面，所有权不能完全离开国家而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的引入又非常容易导致所有权的残缺，以至我们即使在理论上假设存在着一个理性国家，也无法完全避免无效产权的后果。
1704511136
1704511137
（二）诺斯难题
1704511138
1704511139
诺斯和他的合作者（1973）曾经对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增长做过一个简明的结论，即有效的经济组织（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D·诺斯，R·托马斯，1973）。不过他后来发现，有效的产权安排只是国家与私人努力互相作用所产生的多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而不是在相对要素价格变化条件下的必然而唯一的结果（诺斯，1981，1990）当诺斯后来试图回答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经济史上有大量无效率的经济组织长期存在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分析框架，在那里，国家被认为具有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动机，同时也愿意在此前提下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税收增加。不过，诺斯（1981）注意到国家的上述两个目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诺斯，1981，25）。正是这个基本矛盾，说明了为什么许多经济无法实现长期增长。这样看来，早期荷兰和英国的成功，即国家租金最大化与有效节约交易费用之间的一致性，反而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了。为什么恰恰这两个地方如此幸运地与众不同呢？[8]
[
上一页 ]
[ :1.7045110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