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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问题依旧，但麻烦的规模已经翻了倍。最新的变化是，美元连年走软，加上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使人民币不得不加快升值下的中国出口部门面临雪上加霜的调整痛苦。回头比较，如果2003年人民币一次升值10%，所付的代价应该比拖到今日为小。当然历史的棋局总是落子无悔的，为了避免未来更大的损害，今天中国应对日益加大的通胀压力，还是要到过多的货币和泛滥的流动性里面去寻求釜底抽薪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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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小结一下。CPI虽然是判定通货膨胀的基本指标，但对物价指数的结构性分析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通胀的真正原因。通货膨胀之“货”，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商品，而是货币，即流通中的货币。当物价指数升高的时候，我们只能到超发的货币数量里去寻找原因和治本之策。当下中国较高位通胀的成因也是货币超发，不过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财政性动机不同，本轮货币过多的主要原因是汇率机制的歪曲。在通胀态势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物价管制不但不能抑制通胀，而且会因为无端增加制度成本而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反通胀要走釜底抽薪的路线，就是校正汇率失衡、从紧控制货币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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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年12月中国CPI为6.5%（全年CPI达到4.8%），2008年1月为7.1%，2月为8.7%。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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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0年中国CPI为7.5%（1978年仅为0.7%），1988年为18.8%，1993年为14.7%，（来年1994年更高达24.1%），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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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断》，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译本（安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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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马克·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3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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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于弗里德曼当年建议直接控制货币数量，而不是控制利率，这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战后的一任央行行长所做的实践，但是那个实践的结果很不妙，使美国的利率涨到21%，完全不可接受，所以从70年代以后，美联储历代的主席重新回到弗里德曼当年不赞成的调控利率，针对银行的利率、市场利率来进行公开市场的操作，以此来调节货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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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些论点表明奥地利学派甚至比货币主义还要更加“脱离现实”。正如马克·史库森所说，除非公众和政治家充分信任自发的市场——这一点不是现实的——金本位外加自由银行制度带来的实际麻烦，一点不比货币主义那台中央计算机要少。从纯解释的角度看，金本位制在历史上的消亡也总有某种理由，比如贵金属突然大量流出，难道不也对一国经济造成过严重的损害？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金本位制内生的缺陷，才给民族国家的政治机器控制货币大权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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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的理由是，现代商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贷机构，“致使我们必须对货币制度和信用制度之间的互动作用施以某种深思熟虑的控制”。见《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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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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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体讲来就是，“金融机构必须把价格控制在众所周知的某个确定的限度之内，使之不至于逾越此一限度——甚至使之不能接近这样一种水平，否则金融机构就必须对其政策做出重大修正”（同上，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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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通胀目标制的国际经验，见伯南克、劳巴克、米什金和波森：《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孙刚、钱泳、王宇译自Ben S.Bernanke，Thomas Laubach，Frederic S.Mishin，and Adam S.Posen，Inflation Targeting：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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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就像向人开枪是一种射击现象一样”（亨利·沃里茨，Henry Wallich），转引自R·布托（Roger Bootle），《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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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2003年9月；公开报道见“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转折性调整？”，《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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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宋国青，“汇率是纲”，《财经》，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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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期，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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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经济观察报》，200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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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周其仁，“解释中国经济成长”，《挑灯看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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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五常从2003年5月23日起发表“汇率战略论”（系列共5篇文章），到2007年11月又写下的“人民币的困境”（也是系列5篇），其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文章共50篇，全部可以在新浪网的“张五常博客”里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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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不过，张五常教授关于中国要从制度层面选择新的货币本位的意见，还是有重要价值。即使他建议的一揽子商品本位面临技术和认知的困难，他对非人格化货币发行机制的探索，正如芝加哥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的追求一样，有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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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央行发出票据（“央票”）对冲过多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一是不能对冲干净，二是“央票”也不完全就不是货币，比如货币基金和保险业得到的“央票”，还是可以在市场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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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全国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发言，2008年4月29日修订。作者感谢海闻教授及年会东道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感谢文稿修订过程中与薛兆丰、卢锋、余永定、宋国青、汪丁丁、梁红的讨论和他们提出的修订意见。当然，文中的错失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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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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