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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点明“产权是否清晰，在转让中看得最清楚”。解释这一点的道理很多，我取比较直白的逻辑下笔：（1）任何转让——产权易主——要考虑代价；（2）任何估价免不了“主观因素”；（3）“主观”的关键是一个“主”字；（4）怎样界定“主”，转让就怎样进行。一句话，转让最容易“暴露”产权界定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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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转让的困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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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拿国有资产试做分析吧。是的，我们很容易说某家工厂是国有企业，也很容易说某家银行是国有银行。查查书本，国有资产的定义是“政府管理的全民财产”，也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只要政府派员使用、占有和管理国有资产，承担经营损益，国资的产权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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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发生转让，模糊就随之而来！譬如要把一家国有工厂卖掉，该怎样进行？我们知道，“卖”无非是取一个代价而放弃资产的产权。问题是：取多大代价才“值”得放弃产权呢？答案是，要资产之主自己来判断。简约一点，“可取的代价”多于“不放弃产权的收益”，对于卖者就应该“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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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在于，以“可取的代价”来比较“不放弃产权的收益”，离不开“主观估计”。在经验上，我们知道天下是有“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回事的，而饿汉要“知”饱汉恐怕更不容易。同样一碗米饭的使用价值是多少，以多大的代价得之或弃之才“值”，饿汉饱汉的答案截然不同。就是说，评判价值离不开主观性。离开了“主”之“观”，市场交易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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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售国有工厂，值或不值可问谁？问“国家”吗？除了“朕即国家”——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之外，国家差不多都是一套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工作程序。哪一个政府机构经过何种程序可以代表“国家”决定对一家国有工厂的“主观估值”？是工厂的主管部门？是国资管理机构？还是被授权经营国资的机构？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倘若进一步问：这些机构里有许多工作人员，谁的“主观”才可以代表那个机构，进而可以代表“国家”？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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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求助于“全民”吧。在法律上，国资属于“全民”，遇到主观定价这类难题，问问“最终的主人”如何？答案是无人可问。“全民”是抽象的，它既不可分解为公民个人的私产，也不是经过私产之间的市场合约“集合”而成的“公产”。对比一下私产基础上的股份公司和各类基金，那是有人可问的体制，不难表达“主观估值”。恰恰在转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全民国资”一不可追溯为个人私产、二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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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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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国资体制干脆不准转让，或仅限于在国家的各个代理机构之间“调拨”，似乎就免去了定价难题。问题是，资产转让一旦超出国有的范围——这是改革带来的压力和机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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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是，发现替代。譬如，普遍以国资的“净资产值”作为判断国资转让是否值的基准线：如果市场的成交价高于“净资产值”，国资转让就被看作“增值”（至少也“没有流失”）；反之则反是。我们知道，“净资产值”——资产形成的历史投资在今天的账面记录——是非常客观的。过去投资了多少、今天还剩多少，全部有迹可循、有账可查，不需要主观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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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值法”帮助了国资向私人和非国有机构转让，功莫大焉。问题是，形成资产的“成本信息”虽然客观，但与该资产在未来提供收入的能力没有关系。等量的历史投资形成的资产，在未来提供的收入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可能多，也可能少。就是说，等量“净资产值”的资产市价——按资产未来预期的收入决定的今天价值——可以截然不同。“净资产法”只允许“高者”转让，那么“低者”——国资的市价低于净资产值——如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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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办法”是不卖，否则以“国资流失”论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独步天下的“不流通国有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按净资产作价后，不准非国有机构与私人买卖和持有。我们也看到由此带来的“减持难题”：一旦宣布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市场预期会把股票市价大幅度向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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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值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随着“靓女先嫁”，政府手中积压了大量“丑女”——账面净值大大低于市值的资产。要减轻政府负担，防止资产进一步缩水，势必要把按照低于账面资产值的市价出售国资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方面，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去年按市价——只相当于账面值的8%——处置了约100亿元人民币的银行债权资产。它的经验是，靠境内外私人公司之间的公开市场竞争，得到本来“没有主观估值能力”的国资的市价信息。重要的是，资产一旦按市价成交，其投资和管理造成的损益就浮上台面，要求更清楚的权利划分与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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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验表明，走市场经济之路，“产权清晰”——不是法律所属的清晰，而是在转让中可以运用市价机制的清晰——是回避不了的任务。科斯定理是铁则，不是说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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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写于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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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第六部分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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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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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有一个比喻很流行，那就是“三驾马车”。这个比喻把本来庞杂无比的国民经济，简化为“投资、消费、出口（其实是净出口）”三驾车，很形象、很生动、很好懂。派生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把国民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也看得像赶马车一般，这里一鞭子，那里一鞭子，经济就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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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轻轻松松几鞭子，就把中国经济重新赶回高速增长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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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下吧。外需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所体谓的“新常态”，不是我们打鞭子就可以打上去的。国际上倒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全球复苏。但过去很长时间中国是靠出口驱动高增长的，未来究竟谁靠得上谁，现在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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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除了消费，就是投资。如何摆布这两驾马车，认识上似乎有摆动。刺激消费、向内需转型，讲了很多年，效果还不明显。不过希望拿国内消费的增量来抵消外需减缓，看来做不到。于是，最近的舆论是重新强调投资，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靠投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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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投资与消费有矛盾，但不对立。从概念上讲，投资就是减少今天的消费，以换取明天更多的消费。譬如今天少吃粮食，省下来酿酒，将来喝酒的享受大过今天吃饭，那就是投资。也可以说，投资是把时间引入的消费，所谓投资决定，就是在当下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之间做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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