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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引入投资决定或跨时间消费的选择，会带来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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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投资可能失败。譬如酿酒，可能出佳酿，也可能出劣酒。如果把省下来不吃的粮食放坏了，更是血本无归，全盘皆输。很明白，凡投资都可能失败。所以，除了技术、经验、知识和运气，最重要的是要有对投资效果负责的一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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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今天的消费与明天的消费之间，要有恰当的比例。这也是常识：把所有的粮食都拿来酿酒，谁也吃不上饭，通通饿死，投资成就再伟大也没有意义。反过来，吃光分净，将来的享受就没有了。问题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如何保持消费与投资（未来消费）恰当的比例？答案是，对一个大经济体而言，最实用可靠的，还是要让“相对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今天吃一钵饭，有一个价；省下来酿酒，又一个价；酿五年的酒，再一个价，十年的，还有一个价——就是靠相对价格的高低不同，引导无数市场中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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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方面——投融资的责任体制和以相对价格引导投资和消费的决定——恰恰是中国的体制转型中的短板。一方面，“政企不分”的老体制特征，在投融资领域表现得最为顽固。“块块”如此，“条条”也如此。党政权力掌控投融资决策，最大的弊端是责任链条松松垮垮。往往官员人事一变化，投资责任就再也找不到主。“新官”对上新项目、借新债情有独钟，一般都不爱理旧账。在此约束下，今天减少的消费到底能不能带来明天更高价值的享受呢？答案是缺乏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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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价格的问题更大。虽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大体由市场供求决定。但关键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地价、利率、汇率、金融服务取费以及电价、教育、医疗和其他生产性服务费率等领域，行政干预依然广泛存在，严重干扰各类主体的投资决策。举一个例子，工业地价在行政主导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普遍扭曲，不但大量浪费土地、形成过剩产能，还把包括民企在内的很多实业组织，大批诱向“囤地寻租”。利率的歪曲，则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正确的利率指引，跨时间的“投资”决定差不多就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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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问，过去我们的体制也远未改革到位，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不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吗？我的回答，成绩不容否认，但过去有两个难以复制的条件。其一，80年代面对的是大量历史欠债，反正道路短缺、电力短缺、通信短缺、港口短缺，哪里短缺就在哪里修，决策不容易错。干这件工作，政府快刀斩乱麻，见效很快。其二，90年代末以后的那一轮“投资启动内需”，紧接着就是中国加入世贸，外需冲天而来，那一茬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埋单自然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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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发起又一轮以财政、信贷刺激的投资热潮，大批“铁公基”项目上马。这一轮投资，拉动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推动“保增长”策略获得了成功。问题是，这一轮大投资，能不能为未来经济增长所健康消化，会不会形成又一批优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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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还要看一看。关键点还是经济有没有足够的“胃口”来消化如此天量的投资。这里的经济学说简单也简单，反正修了高速公路，总要有车跑，一辆一辆地收过路费，才能把修路的投资收回来。同样道理，修了高铁，要一张一张地卖票；建成了电站，要一度一度卖电；修了音乐厅，要一场场办音乐会，最后才能把预期的投资收回来。反过来，修了很多路，车流量老也上不来，那就麻烦了。北京的鸟巢很雄伟，不过从投资角度看，如果里面没有鸟，或者有鸟也不够多，那“巢”的投资就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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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情况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都具有“超前”性。这就是一个大项目摆下去，未来有没有足够的需求还不知道。这类超前进性的投资，对约束体制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决策出错的可能性上升了。如果出错无人负责，那么胡来、乱来的事情就会失控。所以，比之于过去，现在更不能离开体制机制讲投资。脱离体制机制，只讲投资拉动经济，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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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所有过去发生的投资，都要靠当下的消费来消化。已经酿出来的酒，就得有人花钱买去喝。消费不足，过去的投资就没有收效。把酒一直酿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好酒越陈越香、越香越贵，但是最后还要靠更大的消费力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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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累计投资存量之巨大，鉴于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高，也鉴于外需增长趋缓，我认为继续靠投资驱动增长的算盘，不应该打得太满。越是想“靠投资拉动增长”，就越要注意消费的相应增长。这两匹马要互相协调，才能跑得又稳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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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消费也不是打一鞭子就可以上去的。因为消费也受制约。最根本的制约是收入，没有收入谈什么消费？这是常识。但增加收入又谈何容易？涉及很多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涉及转型社会最基本的权利界定。比如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踢球，过去似乎是清楚的，但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个哨子进场踢球，还是一道“中国模式”的风景哩。在很多情况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简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抢球！官与民争利，哪里还谈得到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没有收入的实质增长，怎么增加消费？所以说，消费也不是打一鞭子就会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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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入还受到更根本的制约，那就是生产率的提升。如果生产力进步慢，国家就算下死命令给所有人加工资，经济也不能持久增长。因为那样的“收入”，没有可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相应增长来支撑，无源之水，终究要枯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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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来五年、十年的角度看，非要把投融资体制改革到位，非让市场的相对价格机制更充分发挥作用，非全面重新界定权利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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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刊于2012年12月3日的《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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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民贫国衰、民富国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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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有很多讨论，引起大家关心。我看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两个层面。一是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究竟是不是发生了“国进民退”这么一回事。当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以我比较关注的土地问题而言，国进民退是存在的。因为宪法规定，所有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所以城市化加速，城市的范围扩大，政府就把更多农民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这当然是国有土地在增加、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减少。这是财产存量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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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就是评价。如果事实上发生了国进民退，或者没有发生，那么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好还是不好。这涉及价值观，看法的分歧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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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讨论得比较少。那就是无论是国进民退存在不存在，好还是不好，都有一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即何谓“国”，又何谓“民”？目前流行的讨论，是把“国”与“民”在概念上对立起来处理。似乎在这个“国”里面，完全没有民的因素；而“民”的概念，也可以彻底排除国的成分。我认为，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是问题。当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可观察的现象，并加以价值评判的时候，容易把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忽略掉。当然，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涉及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这两年就没有对国进民退问题发表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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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一个场合，问题变得不容回避。当时我供职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林毅夫提议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重新组建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到大学正式批准成立的时候，林毅夫已去世界银行工作。成立揭牌会上要发言，我就犯了难——这“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含义？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搬了出来。此书名是严复的译法，后来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书名就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么，究竟是“国富”，还是“国民财富”？查斯密的英文原文，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因此关键就是怎样理解Nation。译成中文，Nation当然有“国家”的意思，但此国家可不是彼国家（State），与填表格“国籍”栏目的那个Country，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就更不是“政府”“朝廷”或“官员”了。于是，我就用亚当·斯密的Nation概念，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那个“国家”，理解为“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那才是经济学传统的关怀，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的富裕和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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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这么简单提了一提。但这个国家的概念问题一直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语境里，人们讲到国家似乎就只意味着State，只意味着政府和政府部门，甚至只意味着掌权的“官”？为什么我们这里，国家的国、国富的国、国进民退的国，或者国籍的国，如果要找对应的词汇，总是不那么容易找到Nation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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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使然吗？也不尽然。刚才总编致辞里，不是提到一句“江山社稷”吗？那可不是舶来品，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什么是江山社稷？“江山”是领土，“社稷”是人群中的一套仪式，其中“社”代表土地神，“稷”代表谷神。社稷就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仪式。为什么要祭祀？答案是农业文明靠土地和谷物养人，所以祭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黎民百姓，是国民的安康、富裕与财富。孟子的名言大家熟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那么早先的时候，就把这个关系梳理得如此清楚。在这个传统里，任凭君权多么高高在上，官位多么显赫，政府多么强大，在政治伦理上还是要排到民和社稷的后面。这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精华，一脉相承、发扬光大到当代。“为人民服务”是这样的理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也是这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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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国”的概念，理解为三个元素的合并。第一是一定幅员的领土，第二是人民，第三是人群得以组织起来的典章制度，其中包括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政府与行政。加到一起，江山人民社稷三位一体，才算完整的国家概念。没有民只有官和政府的国家，在历史上和现实里都站不住，因此在概念上也站不住。这是说，我们有理由拒绝没有人民的国家概念，不能轻易接受与民对立的国家概念。在公共政策讨论的顶层架构里，最需要严格推敲的基本概念，就是国家。这个概念出了岔子，一系列问题都会歪，跑偏就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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