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12950
1704512951
要出售国有工厂，值或不值可问谁？问“国家”吗？除了“朕即国家”——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之外，国家差不多都是一套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工作程序。哪一个政府机构经过何种程序可以代表“国家”决定对一家国有工厂的“主观估值”？是工厂的主管部门？是国资管理机构？还是被授权经营国资的机构？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倘若进一步问：这些机构里有许多工作人员，谁的“主观”才可以代表那个机构，进而可以代表“国家”？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好答案。
1704512952
1704512953
转而求助于“全民”吧。在法律上，国资属于“全民”，遇到主观定价这类难题，问问“最终的主人”如何？答案是无人可问。“全民”是抽象的，它既不可分解为公民个人的私产，也不是经过私产之间的市场合约“集合”而成的“公产”。对比一下私产基础上的股份公司和各类基金，那是有人可问的体制，不难表达“主观估值”。恰恰在转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全民国资”一不可追溯为个人私产、二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的性质。
1704512954
1704512955
替代的法门
1704512956
1704512957
传统的国资体制干脆不准转让，或仅限于在国家的各个代理机构之间“调拨”，似乎就免去了定价难题。问题是，资产转让一旦超出国有的范围——这是改革带来的压力和机会——怎么办？
1704512958
1704512959
中国的经验是，发现替代。譬如，普遍以国资的“净资产值”作为判断国资转让是否值的基准线：如果市场的成交价高于“净资产值”，国资转让就被看作“增值”（至少也“没有流失”）；反之则反是。我们知道，“净资产值”——资产形成的历史投资在今天的账面记录——是非常客观的。过去投资了多少、今天还剩多少，全部有迹可循、有账可查，不需要主观估值。
1704512960
1704512961
“净资产值法”帮助了国资向私人和非国有机构转让，功莫大焉。问题是，形成资产的“成本信息”虽然客观，但与该资产在未来提供收入的能力没有关系。等量的历史投资形成的资产，在未来提供的收入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可能多，也可能少。就是说，等量“净资产值”的资产市价——按资产未来预期的收入决定的今天价值——可以截然不同。“净资产法”只允许“高者”转让，那么“低者”——国资的市价低于净资产值——如何处置？
1704512962
1704512963
早期的“办法”是不卖，否则以“国资流失”论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独步天下的“不流通国有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按净资产作价后，不准非国有机构与私人买卖和持有。我们也看到由此带来的“减持难题”：一旦宣布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市场预期会把股票市价大幅度向下拉。
1704512964
1704512965
“净资产值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随着“靓女先嫁”，政府手中积压了大量“丑女”——账面净值大大低于市值的资产。要减轻政府负担，防止资产进一步缩水，势必要把按照低于账面资产值的市价出售国资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方面，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去年按市价——只相当于账面值的8%——处置了约100亿元人民币的银行债权资产。它的经验是，靠境内外私人公司之间的公开市场竞争，得到本来“没有主观估值能力”的国资的市价信息。重要的是，资产一旦按市价成交，其投资和管理造成的损益就浮上台面，要求更清楚的权利划分与责任承担。
1704512966
1704512967
这些经验表明，走市场经济之路，“产权清晰”——不是法律所属的清晰，而是在转让中可以运用市价机制的清晰——是回避不了的任务。科斯定理是铁则，不是说着玩的。
1704512968
1704512969
[1]本文写于2002年3月。
1704512970
1704512971
1704512972
1704512973
1704512975
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第六部分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1704512976
1704512978
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1]
1704512979
1704512980
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有一个比喻很流行，那就是“三驾马车”。这个比喻把本来庞杂无比的国民经济，简化为“投资、消费、出口（其实是净出口）”三驾车，很形象、很生动、很好懂。派生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把国民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也看得像赶马车一般，这里一鞭子，那里一鞭子，经济就跑起来了。
1704512981
1704512982
我的观点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轻轻松松几鞭子，就把中国经济重新赶回高速增长的通道。
1704512983
1704512984
分析一下吧。外需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所体谓的“新常态”，不是我们打鞭子就可以打上去的。国际上倒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全球复苏。但过去很长时间中国是靠出口驱动高增长的，未来究竟谁靠得上谁，现在还真不好说。
1704512985
1704512986
内需除了消费，就是投资。如何摆布这两驾马车，认识上似乎有摆动。刺激消费、向内需转型，讲了很多年，效果还不明显。不过希望拿国内消费的增量来抵消外需减缓，看来做不到。于是，最近的舆论是重新强调投资，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靠投资驱动。
1704512987
1704512988
我的看法，投资与消费有矛盾，但不对立。从概念上讲，投资就是减少今天的消费，以换取明天更多的消费。譬如今天少吃粮食，省下来酿酒，将来喝酒的享受大过今天吃饭，那就是投资。也可以说，投资是把时间引入的消费，所谓投资决定，就是在当下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之间做抉择。
1704512989
1704512990
把时间引入投资决定或跨时间消费的选择，会带来不少麻烦。
1704512991
1704512992
第一，投资可能失败。譬如酿酒，可能出佳酿，也可能出劣酒。如果把省下来不吃的粮食放坏了，更是血本无归，全盘皆输。很明白，凡投资都可能失败。所以，除了技术、经验、知识和运气，最重要的是要有对投资效果负责的一套体制。
1704512993
1704512994
第二，在今天的消费与明天的消费之间，要有恰当的比例。这也是常识：把所有的粮食都拿来酿酒，谁也吃不上饭，通通饿死，投资成就再伟大也没有意义。反过来，吃光分净，将来的享受就没有了。问题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如何保持消费与投资（未来消费）恰当的比例？答案是，对一个大经济体而言，最实用可靠的，还是要让“相对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今天吃一钵饭，有一个价；省下来酿酒，又一个价；酿五年的酒，再一个价，十年的，还有一个价——就是靠相对价格的高低不同，引导无数市场中人决策。
1704512995
1704512996
以上两个方面——投融资的责任体制和以相对价格引导投资和消费的决定——恰恰是中国的体制转型中的短板。一方面，“政企不分”的老体制特征，在投融资领域表现得最为顽固。“块块”如此，“条条”也如此。党政权力掌控投融资决策，最大的弊端是责任链条松松垮垮。往往官员人事一变化，投资责任就再也找不到主。“新官”对上新项目、借新债情有独钟，一般都不爱理旧账。在此约束下，今天减少的消费到底能不能带来明天更高价值的享受呢？答案是缺乏制度保障。
1704512997
1704512998
相对价格的问题更大。虽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大体由市场供求决定。但关键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地价、利率、汇率、金融服务取费以及电价、教育、医疗和其他生产性服务费率等领域，行政干预依然广泛存在，严重干扰各类主体的投资决策。举一个例子，工业地价在行政主导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普遍扭曲，不但大量浪费土地、形成过剩产能，还把包括民企在内的很多实业组织，大批诱向“囤地寻租”。利率的歪曲，则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正确的利率指引，跨时间的“投资”决定差不多就是儿戏。
1704512999
[
上一页 ]
[ :1.7045129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