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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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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汇。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原本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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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如今，不仅中国货币超发，人民币所盯住的美元也在主动超发，11月刚刚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Ⅱ），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情形下，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再次出现，你认为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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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Ⅱ为例，如果还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否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若是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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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黄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连，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上又何来汇率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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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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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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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如果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制，以某一种货币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可以尝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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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汇率盯住美元，再以汇率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等于给各自的货币龙头加上了一道锁，只要谁也不超发货币，物价稳定，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国际上发挥比较优势，外向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模式就此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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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货币纷纷“跳水”。很奇怪，盯住美元的汇率固若金汤，为什么守不住了呢？人们纷纷到这些出了麻烦的国家里寻找其内部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想，那构成东亚货币之锚的美元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2008年危机的爆发地点是美国，也就是那个为全球、亚洲与中国提供稳固的货币之锚的国家。危机的特征是锚先大动，然后祸及被那高频盯住汇率绑到一起的经济体。假如美元自己没有可靠的锚，它又凭什么充当其他国家货币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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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既然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未明，人民币应当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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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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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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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选一种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感叹，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如今，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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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作者与财新传媒《中国改革》执行主编叶伟强的对话。刊于《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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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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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经过改革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只要几个确定程度很高的规则，就不但能够帮我们应对未来还可能带来危机的不确定性，还能够帮我们获得未来的机会、运气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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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自己并没有起码的远见，可以在这里有把握地谈论中国的未来。即使没有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过去的很多包袱还纠缠着她前进的步伐。在达到了人均2000~3000美元的发展高度以后，中国经济究竟还能不能持续、健康的保持高速增长，是一个没有确定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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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可以和未来中国30年最紧密地连接到一起的关键词，就是“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这场金融和经济的危机，就是不确定性的一个证明。大家记得去年领袖年会的时候，因为在会之前做了一些调查，特别是在柳传志领导的联想投资的几十家中小工业公司的形势分析会上，听到了广东一家公司从业15年来第一次在两个月内没有得到一张订单，我产生了很大的警觉。后来看了一些数据并做了一些实地访问，所以在2007年的年会上我就提出，虽然当时宏观方针还是防止过热，但是在企业层面可能要准备对付寒冷。即便如此，这顶多也只是从逻辑上认识到，过多的货币一定会出问题，正像过山车一样猛冲的市场价格，终究会遇到深谷。但是，对今年经济形势从骤热转向骤冷，特别是对9—10月以来市场价格自由落体般的暴跌，当时还是完全没有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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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要面对的长期议题。无论公司、行业还是国家，当没有预想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究竟怎样来应对？这个问题本身充满着矛盾性，因为所谓不确定性，在定义上就是说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事件未来发生的概率。既然过去的经验甚至不能在概率水平上预测未来，那么应对又从何谈起？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到底怎么渡过未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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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这就是上面讲到的不确定性，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早就出现了，也一直陪伴着我们。任何公司、行业、国家在一路走来的途中，总不能完全避免不确定性的纠缠，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对付不确定性。从事后才看得出来的成败得失中，我们可以获得经验教训，可以得到启示。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就这个题目谈一点认识，就是以确定的规则来应对不确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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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从体育比赛谈起。高度竞争性的体育比赛，结果总是不确定的。这正是大赛吸引全球亿万观众的原因。但是，比赛结果的不确定却要求比赛规则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明确性。任何短跑运动员都难以事先确定他或她是否一定比别人跑得快。但是，他或她也一定要明确知道，那个比所有别人跑得快的运动员，一定是比赛的冠军。没有确定的比赛规则，运动场中人的努力就根本无从集中，也就不可能有精彩、结果不确定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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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远比体育赛事复杂，但道理是相通的。没有非常明确和确定的规则，市场中人的努力和注意力，同样不可能集中于结果不确定的经济竞争，也就无从动员人们勇敢地面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尽最大努力争取收益、避免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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