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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高难度的社会变革。究竟是怎么启动的？回头看，早年中国的改革有自己的“预备课程”，都是不期而遇的“事件”，比如1959—1961年的大饥荒逼出了一个自留地、一个包产到户，也就是逼出了一套公有制下重新界定行为许可边界的、有制度含义的办法；再比如几次大规模的“逃港”，逼出了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做某种开放的措施。这在我看来都是改革开放的“伏笔”，或者叫实践的探索和经验准备。但是仅有这些危机逼出来的自发调整，也可能自生自灭，就是过去讲的“吃饱饭又折腾”。这时候还要一个条件，就是“文革”把所有干部都打倒、把国家搞乱，逼得上层政治结构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结果，在新的思想路线下，发现很多老大难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积累了解决办法：既然包产到户动员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那就扩大包产到户的规模，延长这套临时措施的时间，不合法变它为合法，短期起作用就让它长期不变；既然内地人逃到香港资本主义企业打工，很快赚到了钱，那就开放“外资”进入内地；既然外资可以，“内资”也应该可以——那个时候从做买卖、开小工厂到办股份制公司，统统装在“资本主义”这个大筐里。这样鼓励实践、鼓励尝试，鼓励“闯”，把中国人从僵硬教条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从而革命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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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饥荒、逃港等危机逼出来的自发的体制突破，在思想解放的条件下，才转化为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实践。简单讲，就是危机驱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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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过去了，一方面是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增长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计，另一方面是使中国远离了饥荒和逃港那样的危机性事件。在这个新环境里，怎样坚持改革开放本身都成为一种挑战。从权利重新界定的角度看，未解决的问题一点不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少，私产界定半半拉拉，公权约束甚至没有破题。怎样乐观估计，已经完成的改革不会达到九十，而中国老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还有必要防止改革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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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作者2008年在光华新年论坛上答记者问的记录，经修订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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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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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岁末，通货膨胀有如出笼猛虎，令人望而生畏。中国连续两年的天量信贷，美国再次启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内外交织，置中国经济于极高风险之中，既令资产价格快速飙升，也使普通物价节节攀高。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胀不起，宽松不止”的势头，中国如何应对由此催生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趋势难改，人民币还要盯住美元吗？中国经济还要承担盯住美元的巨额成本和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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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超发货币是通胀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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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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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对这都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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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增加商品或广义的资源的入市，增加货币需求，则价格总水平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也有很多选择，比如当下中国，增加供不应求的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等。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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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包括价格管制，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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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对于通胀的源头，你比较担忧央行的“第二货币动脉”，即为了守住汇率目标，不断用基础货币大量购汇，而加息对此的作用和空间都有限，因此不能调节其间的货币运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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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也因此变得体形更大，胃口也更好了。所以问题尚未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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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很简单，即使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有助于抑制高通胀预期可能转为恶性通胀的概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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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也是“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根源是货币总供给过大，非到源头下功夫无法根除。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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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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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人民币盯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又面临“被动”超发人民币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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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流动性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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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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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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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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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通胀没有恶性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了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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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具体而言，过去这些年，货币深化对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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