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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涉及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限制，要有公开的、严格的程序来加以决定。如最近的调控，像限制购房、购车等。情况紧急，有人买了很多房，有人买不起房，老百姓为房价问题而分裂，所以要出台政策。但是涉及老百姓基本权利的事项，包括可以买什么、不能买什么，这是很基本的权利。出台限制性政策就要比较慎重，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严格的程序。或者就是短期的、临时的，划清时间范围。否则人民会觉得行政权的执行没个准头，说情况紧急可以限这个、限那个的。一旦街上人把这些没准的行为纳入预期，大家的行为和市场就可能紊乱，长期代价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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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我认为合适的国家概念要以人民为本位，加上领土、主权和典章制度。这样来看，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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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刊于2011年1月24日的《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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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体制政策要靠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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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汇率机制僵硬带来的贸易顺差过大、基础货币过多、资产价格和CPI的大起大落，不但给中国企业带来决策的困扰，而且影响体制政策的方向。道理简单，外需过旺就不得不压抑国内的生产和投资，这就形成了抑制性的体制政策。两年前，宋国青有一个比喻，人们怕车跑得太快，又不习惯用汇率、利率这类“刹车”，非在路上挖出一道道沟来强制降速。本来用刹车可以收放自如，可是，靠投资项目审批、土地供应、产业准入政策、环保、安全、劳动等体制性政策来调控，就没有那样灵便了。因为体制性政策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为了限速，你放手让它设路障；等到要鼓励提速时，要撤那路障可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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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经济下行的严重困难，我不认为仅靠放松货币就可以解决问题。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的通缩方面有作用，该出手就出手。但也要看到，启动经济，还需把路修好、整平。否则，就是装满货币的车子冲了上去，也难免磕磕碰碰、颠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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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体制障碍只有针对性强的体制性政策才能扫除。在这个意义上，应对当前困难局面，体制性政策要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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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继续推进价格改革。人们总会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问题是价格体系能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的变化。不让兰州拉面涨价是可以的，但商家被迫减少拉面，最后消费者不会受益。要是有人以降低品质来对付物价管制，后果就更严重。所以，即使CPI、PPI高企，也没有搞价格管制的道理。现在，物价环境松动，更应明令取消所有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知道，离开了灵活的相对价格指引，连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准的。要让灵活的相对价格来告诉企业和顾客，引导供求之间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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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价格改革，不但包括一般商品和服务，还要推向资源价格、利率和汇率。近年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只是名义上的相对价格，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实际的市场相对价格。“管住”名义变量的结果，是误导产业和企业，延误经济调整的时机，到最后还是躲不开市场调整的现实。像汇率机制这样的问题，不准备重大改革，未来还可能再次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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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减税。这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里已经安排了的，问题是力度可能不够。因为仅把投资活动的增值税率调低，在企业实际投资额大幅度减少的条件下，减税效果未必有估算的那么大。何况偏向投资的增值税减少，可能有歧视就业和消费的效果。建议把增值税平头减去若干百分点，给当下摇晃要倒的公司一个立竿见影的帮助。个人所得税方面，有人建议提高起征点到5000元，茅于轼建议8000元。都赞成，关键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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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减税收、不减行政支出，财政的根基动摇，长远必有代价。至于政府发债搞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与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减少行政开支混为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扩大政府本身的行政管理开支的水平，更不应该提升政府行政消费档次。否则，政府怎么与企业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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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扩大市场准入，继续推进行政垄断部门的改革。中国的储蓄率不低，为什么大量转为对外债权，同时国内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原因很多，其中与国内某些高回报投资领域的开放不够有关。前几年的“非公经济36条”，有非禁即准的规定。当前要认真落实。不但非禁即准，而且有必要审查、收缩“禁”的范围。1998年后，我国在电信、航空、金融、电力等领域有过破除行政垄断的举措，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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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清理近几年的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作一个系统评估，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放松的赶快放松。再不把那些捆着经济实体的那些抑制性绳索解开，经济调整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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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这几年为了防过热，政府一直严控“土根”。现在有必要审时度势，适度扩大供地。更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增加国内投资和建设的机会和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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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遇到的困难有多重由来，对症下药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体制性障碍涉及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对经济行为影响极大。在货币政策已放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出台之际，需要体制性政策靠前，才能激励人们的创业、投资和工作意愿。否则，修成了路却没有人和车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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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刊于《财经》杂志总第225期，2008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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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防止改革成为半拉子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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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杨小凯用，吴敬琏老师用，媒体上也用。我自己对这个概念觉得没有把握用得很准。“因权而贵”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主义”，本身是个问题。克林顿卸任后一场讲演多少万美元，究竟是因权而贵，还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愿意看看这位美国的前总统？中国历史上，“三年州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属因权而贵，印尼总统亲属的公司上市卖得贵一点，也肯定是“因权而贵”，但是不是算资本主义，要取决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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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权而贵”的确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是当下中国转型里无法回避的一大问题。这个现象是改革以后引起普遍注意的，但改革以前也早有那时的表现。它有两大源远流长的来源。一个是上面提到的皇权社会的历史传统，从来就没有公民意识，只讲什么“草民”和“臣民”，到底是纳税人养活了国家，还是“皇恩浩荡”才使老百姓有吃有穿？历来不说清楚，更从来没有正确答案。在这样的传统里，因权而贵似乎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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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来源，斯大林的计划体制是一个等级体制。因为消灭了私产以后，总有一个稀缺资源利用的划界约束问题，否则资源早就耗光了。计划体制到底用什么替代了私人产权？其实靠等级制，即划分权力等级来利用资源。因为资源利用不可能是一个真空，也没有办法在和平年代长期靠革命热情和理想来维持积极性，一定要一个替代性的制度，结果就出现了早年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无法想象和接受的行政等级制。在那个时代，不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都定了级别，连寺庙都要定级，“官本位”制就是这样来的。莫斯科红场上有苏共政治局委员的专用车道，还有黑海度假、“小白桦树”特供商店等。20世纪60年代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那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因。中国这里的情形也许好一点，代价是不断发动运动“整干部”，还有很多情况靠保密工作做得好，老百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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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生在上述两个传统之上。本来我们的历史传统，制约权力的机制就非常薄弱，计划经济又建立了一个行政等级分配资源的框架，再加上一个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些未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可以在市场上“变现”，祸水就大了。所以，我的发言把改革开放理解成一个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重新界定私产，离不开重新界定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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