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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内市场转，会面临哪些障碍？我们来看一项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业市场上空缺职位的数量，要比求职者多出了140万。2010年呢？空缺比求职多出了100万。这表明在我们这个制造大国，服务业才是影响转型的软肋，因为市场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以我追踪访问了几年的北京华联为例，他们开店的规模越来越大，差不多开一家旺一家，现金流好到不能相信。可是，生意很好却招不到人！特别是招不到数量足够的合格店长、“买手”（采购经理）和领班。顺便提一句，国内市场上不少商品质量问题，其实也与服务业有关。消费者越来越忙，需要商店来帮他们挑选合格的商品。这个环节薄弱，既不抑制消费，也不能有效改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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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多少年势如破竹向全球出口的“中国制造”，其实正是依托了香港和欧美日本的服务业，才一船一船走出去的。现在中国制造要向内需走，首要的是为服务业提供克服瓶颈的服务，包括政府放松不当管制的服务、改进税制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教育训练的服务，以及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制定者和业界有必要认识到，“为服务业的服务”可能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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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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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作者在新德里召开的“中国与印度：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修订发表，刊于2012年3月26日的《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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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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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中国前行的障碍是改革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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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您的《中国做对了什么》一书以一个问句作为书名，那我们就从这个问句开始，您认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增长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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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从大处看，中国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人们常讲的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可能这样强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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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之初，偌大一个中国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亿美元，从来不需要担心什么“过度依赖外需”。改革前夜，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有134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几百元。老百姓收入那样低，但消费品还要凭票凭本供应，所谓“短缺经济”，好像怎么也拉不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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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投资率倒也不低，但论投资规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1968年我从上海去东北下乡的时候，“大上海”最高楼（国际饭店）只有24层；火车在南京过长江还要摆渡。后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举国欢腾。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国际饭店，而整条长江到底有多少座长江大桥，再也算不得新闻。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国民经济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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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尽管有今天的成就，您也提到中国的这部改革史尚未完成，您认为前进之路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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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这是与苏联的改革路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办，权力高度集中、信息不灵、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革，特别是要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靠价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来配置资源。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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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似乎认为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从西方市场经济里请个高明的专家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照单改就是了。于是就有“500天激进改革计划”之类的故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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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那样幼稚。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苏联的激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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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落下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革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诚如我在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逼出来的。譬如几亿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不改过不下去，所以包产到户。现在因为改革成功，再也难有类似当年那种逼的形式，结果就说改革得多，实际改得少。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样拖来拖去，渐进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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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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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在您看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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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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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上，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党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由于运转不下去，才放权改革。可是在实践上，放权改革是渐进的：部分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到了公民个人和普通企业手里，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权力，只是放到了较低级别的、还是党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权力。所有这些权力主体，一起在“市场”里竞争。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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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面上，人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同样在那里争利逐利，但他们又拥有唯有“公家”才拥有的合法强制力。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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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过去的中国文化里，也还有官家不得与民争利的传统呀。当然，公权私权的界分不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人情社会”对权力腐败见怪不怪，倒是提高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减轻了问题的紧迫性。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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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能否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您看来，这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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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即政府的服务。问题在于，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合法强制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坏现象，公众议论纷纷、批评和抨击的，甚至激发群体事件的，差不多都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几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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