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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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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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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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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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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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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总结了我在法兰西学院历时5年的授课内容，以及我对创新和增长长达33年的研究，这一研究发轫于我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该范式运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自我们的那篇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开始，该范式已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发展趋同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新的微观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使熊彼特增长范式有别于增长和发展的其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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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从2019年11月着手本书的写作。4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危机袭来，激发人们进一步探讨危机后我们的社会将如何演变，以及我们想要如何重塑社会。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是这场讨论的核心：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导致众多企业破产，与此同时，危机又给新的创新活动开拓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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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就是为了处理这一矛盾，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导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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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他预言，前一波创新者将变成因循守旧的大企业集团，排挤新兴的小创新企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家的消失、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而我们在本书中倡导“乐观意志”或者说“斗争的乐观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还将指出，通过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构成的神奇三角，如何避免熊彼特预言的悲观结局，实现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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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本书瞄准三个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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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洞悉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某些重大谜题，例如:为什么工业起飞在1820年左右首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美国经济却从21世纪初开始陷入长期停滞；为什么某些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在高速增长之后放缓步伐，甚至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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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疑某些有缺陷的习惯思维（common wisdoms）和政策建议，例如: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解决失业问题；借助保护主义措施应对外国竞争、保护价值链；为应对气候变化倡导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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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尤其是，能否把美国模式的优点（创新生态系统）同丹麦模式的优点（更多的保障和更大的包容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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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大目标，我们都能以不同方式从中国或近或远的历史和经验中获得宝贵借鉴。例如，中国在过去多个世纪产生过众多世界级发明，却为何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前沿创新国家、建设既包容又有保障的社会将面临各种挑战，它会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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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中国将找到自己的路径和方案，实现共享的绿色繁荣，正如它在短短40年里成功带领民众走出贫困，并跻身世界创新前沿。如果本书能对中国思考并讨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前进有所助益，我们自当欣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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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阿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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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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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原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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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2019年11月开始本书的写作。4个月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席卷了全球。疫情危机刺激了事关重大的讨论：疫情过后，人类社会将变成怎样以及我们想要如何改变它。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居于讨论的核心。的确，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令许多企业走向破产。但与此同时，危机也为新的创新活动创造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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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艾肯格林在《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目颇引人深思的文章《熊彼特的病毒：创造性破坏如何拯救新冠经济》[1]。其中指出，零售业将比过去更多地利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因为顾客不会放弃在社交隔离期间养成的在线购物习惯。同样，隔离还展示了远距离办公和视频会议的优点，人们对利用电话或视频接受医疗咨询也更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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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创造性破坏可以作为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增长杠杆，这一认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仍构成挑战。一方面，他们必须提供保护，扶持有活力的企业，挽救工作岗位及企业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做好再配置，鼓励更有效率、更能响应消费者新需求的新企业和新活动的进入。换言之，他们必须顺应而非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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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疫情危机敲响了警钟，警示困扰世界各国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更深层问题：美国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体系失效，欧洲的创新体系活力不足，其他一些国家缺乏透明度或过分集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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