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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工厂规模与工厂年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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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C. T. Hsieh and P. J. Klenow,“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3（2014）:1035 -1084，图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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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对美国和法国做了类似的比较，即就业在不同年限的企业间的分布，它反映的事实是，相比法国同行，美国老牌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好，也更容易获得支持增长所需的融资。[16]因此不出意料，从最古老的企业在全体就业中所占的份额看，美国远远高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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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不同年限的企业在就业中所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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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16, no. 4（2018）:933 -956，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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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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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有关增长的几个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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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经济学模型和范式的评判标准是，它们能否解释某些现象，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洞悉与增长有关的几个谜题，我们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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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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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2章将详细阐述，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于2001年的估计，公元1000年时的全球人均GDP同公元元年相近，[17]1820年的全球人均GDP仅比1000年高出53%，相当于在820年里保持年均0.05%的极低增速。经济起飞发生在1820年，首先是英国，法国紧随其后。这两个国家的起飞力度非常显著，使年均增长率从1820年之前的0.05%跃升至1820—1870年的0.5%。此后，全球增长持续加速，在1950—1973年间达到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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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解释经济增长在近代的这一突然腾飞？为什么它是发生在欧洲，而非从中世纪以来曾做出过许多重要发现的中国？更一般地说，其他经济转型现象又如何解释，例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追赶经济转向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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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模型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没有解释增长率随时间的变化。与事实相反，在新古典研究范式中，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通常会随时间下降，因为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而资本回报率会递减。我们将在本书第2章及第7~8章看到，熊彼特范式则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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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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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认为，很多因素可能导致利润减少，如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它们会自动削弱创新激励，因此竞争加剧意味着创新减少、增长失速。然而，英国经济学家对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竞争与创新之间，以及该产业的竞争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8]这一似是而非的结果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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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理论对此谜题并无说法，因为它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熊彼特范式能对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有更多启示吗？我们如何把增长和竞争的理论与实证发现协调起来？我们是否必须抛弃包括熊彼特模型在内的所有现成理论，从头开始思考？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是否应该忽略实证挑战，继续研究模型，对矛盾现象视若无睹？本书第4章将探讨，创造性破坏的范式如何解答这一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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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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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左右，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此位置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差距并未缩小。但自那之后，阿根廷的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开始下跌。为什么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向美国的趋同会陷入停滞，而且走向倒退？还有些更发达的经济体也出现过增长中断现象，日本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从二战结束到1985年，日本的人均GDP和技术水平经历了辉煌的增长，然后又进入漫长的停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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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经济发展趋势中的这种中断现象。在该模型中，增长率随着资本积累逐渐下降，但趋势不会中断。熊彼特增长理论提供的解释则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采纳的制度或政策有利于通过资本积累特别是进口替代政策，实现增长和经济追赶，但它们没能为转向创新经济而相应调整制度。这一论题将在本书第7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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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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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曾指出，他认为美国注定陷入长时间的弱势增长，并将其命名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19]当时的美国刚刚走出大萧条。从更近期看，2008年金融危机让劳伦斯·萨默斯（2013）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启用了长期停滞的说法，以描述他们眼中同汉森在1938年看到的类似景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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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美国的增长率自2005年后仍显著下跌？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长期停滞的谜题，因为该理论推测增长率将因为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而持续下降。那么创造性破坏范式能做得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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