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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模型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没有解释增长率随时间的变化。与事实相反，在新古典研究范式中，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通常会随时间下降，因为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而资本回报率会递减。我们将在本书第2章及第7~8章看到，熊彼特范式则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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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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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认为，很多因素可能导致利润减少，如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它们会自动削弱创新激励，因此竞争加剧意味着创新减少、增长失速。然而，英国经济学家对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竞争与创新之间，以及该产业的竞争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8]这一似是而非的结果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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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理论对此谜题并无说法，因为它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熊彼特范式能对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有更多启示吗？我们如何把增长和竞争的理论与实证发现协调起来？我们是否必须抛弃包括熊彼特模型在内的所有现成理论，从头开始思考？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是否应该忽略实证挑战，继续研究模型，对矛盾现象视若无睹？本书第4章将探讨，创造性破坏的范式如何解答这一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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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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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左右，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此位置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差距并未缩小。但自那之后，阿根廷的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开始下跌。为什么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向美国的趋同会陷入停滞，而且走向倒退？还有些更发达的经济体也出现过增长中断现象，日本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从二战结束到1985年，日本的人均GDP和技术水平经历了辉煌的增长，然后又进入漫长的停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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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经济发展趋势中的这种中断现象。在该模型中，增长率随着资本积累逐渐下降，但趋势不会中断。熊彼特增长理论提供的解释则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采纳的制度或政策有利于通过资本积累特别是进口替代政策，实现增长和经济追赶，但它们没能为转向创新经济而相应调整制度。这一论题将在本书第7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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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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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曾指出，他认为美国注定陷入长时间的弱势增长，并将其命名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19]当时的美国刚刚走出大萧条。从更近期看，2008年金融危机让劳伦斯·萨默斯（2013）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启用了长期停滞的说法，以描述他们眼中同汉森在1938年看到的类似景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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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美国的增长率自2005年后仍显著下跌？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长期停滞的谜题，因为该理论推测增长率将因为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而持续下降。那么创造性破坏范式能做得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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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范式认为，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来的情况会比萨默斯或罗伯特·戈登（2016）的看法更乐观。[21]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和永远地改进了新思想的生产技术。[22]其次，与信息技术浪潮同时发生的全球化过程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回报（规模效应）以及不创新的潜在成本（竞争效应）。相应地，最近数十年来的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加速。至于这一加速为什么没有体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生产率增长上，本书第6章将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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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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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快速扩大，尤其是在收入阶梯最顶端的部分。“顶层1%”群体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速攀升。[23]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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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办法是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把资本积累视为发财致富的唯一源泉。另一种办法则是基于创造性破坏范式（在本书第5章和第10章展开），把创新及其产生的租金视为致富和顶层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又一重要根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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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不同方法可以测算不平等？创新会如何影响这些不同测算？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扩大有一部分来自创新，而不仅是房地产租金和投机所得，弄清楚这点为什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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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章的详细阐述之前，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相比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原因，创新有着特别的优点。创新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发动机。创新在短期内的确会让其发明者和实践者受益，但从长期看，创新租金却会因为模仿和创造性破坏而消散。或者说，创新造成的不平等是暂时现象。最后，创新能带来社会流动性，让新的人才进入市场，并全部或部分地取代在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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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同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其他来源之间的差异，还启发我们思考设计这样一种税收政策：既具有再分配性质，又能促进创新和增长，并区别处理创新和其他不平等来源。相反，打击创新的税收政策不仅会妨碍经济增长，还将因为不鼓励创造性破坏而影响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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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6.公共政策、政府与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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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经济研究范式的评判，还要考虑它们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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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范式指导的经济增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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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靠任何范式的增长政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约翰·威廉姆森命名的“华盛顿共识”。[25]他采用的“共识”一词是指代如下事实：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都支持正在开展改革的拉丁美洲、亚洲和前苏联阵营的国家采纳同一套增长政策。该共识包含三条关键的准则：经济稳定化，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这些政策建议并非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但它们不是来自某个既定理论架构的系统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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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遇到了若干批评。尤其是，我们的同行豪斯曼等人（Hausman、Rodrik and Velasco, 2008）明智地指出，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在没有严格遵照此类建议的情况下经历了高速增长，中国从未对大型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韩国则没有完全开放对外贸易。[26]相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却没有显著提高增长率。豪斯曼等三位经济学家建议以“增长诊断”的观念为基础，采用另外一套务实的做法。他们的想法是找到各个国家分别面临的主要增长障碍，如教育体系缺乏效率、信贷约束或者基础设施匮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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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政策与新古典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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