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14070
1704514071
资料来源: J. V. Grauman（1976）,“Orders of Magnitude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in History,”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8（1976）:16 -33。
1704514072
1704514073
多年来，对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起飞发生以及之后的时期，也就是19—20世纪。只有安格斯·麦迪森对起飞出现之前的长期增长做了量化分析。麦迪森是重建长期国民核算工作的先驱。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平和世界人口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分析。追溯到那么久远的时代，由于数据零碎不全，当时也完全没有国民核算的概念，必须依靠各种线索和推测来计算（见专栏2.1）。
1704514074
1704514075
专栏2.1 国民账户的发明
1704514076
1704514077
国民账户的数据维护直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但人口普查作为统治者了解其治下人口和产品资源的一种工具由来已久。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总在设法测算其管辖疆域中的财富创造情况。在封建时代，国民经济基本上限于农业，农业也就成为税收测算的基础。在1690年的英格兰，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发明了政治算术的概念，这是国民账户的前身。增加税收的愿望促使配第与后来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尝试测算国民总收入：要么是各种生产要素产生的收入之和，要么是各种支出之和。[5]在法国，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lebert）与马雷查尔·沃邦（Marechal Vauban）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测算国民收入。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发明了第一个从宏观经济角度包含完整国民核算体系的动态理论模型，当然，这一重农学派模型描述的经济是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6]
1704514078
1704514079
直至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后，产出才成为核心概念，它是反映新创造价值的流量，而非累积财富的存量。另外，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价值测算中除了产品还必须加入服务的观念。1929年的大萧条在确立国民核算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各国政府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只有很不完善的信息可供参考，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
1704514080
1704514081
在美国，商务部要求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库兹涅茨（Kuznets）开发一套国民核算指标。为此，库兹涅茨发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在19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对GDP做了估计。[7]二战推动了投入产出表的创建，基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投入产出表被并入了国民核算中。[8]同时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约翰·凯恩斯的鼓励和建议下，也准备了一套估测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办法。[9]
1704514082
1704514083
法国方面的先驱人物则是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他于1955年在应用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首先开展相关的量化分析。[10]但在二战后的30年里，关于法国经济增长真正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卡雷等人的成果（Jean-Jacques Carré, Paul Dubois and Edmond Malinvaud,1972）。[11]他们的目标是基于国民核算已经取得的进展，识别和评估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这项研究在几个国家并行开展，推动了战后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ystems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创建。在联合国、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跨国专家工作组的支持下，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逐渐得到改进和完善。
1704514084
1704514085
麦迪森与历史数据重建
1704514086
1704514087
麦迪森收集了大部分国家自1950年以来的国民账户数据，但重建更早期的GDP和人口数据，则需要适用于各个时期的方法。
1704514088
1704514089
对1820—1950年，麦迪森采用的是登记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历史上收集的收入与人口数据。他首先以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果为基础，完成数据收集工作；然后以各国采用的技术水平的差异为函数，对估计数据进行适度修正，以实现跨国估计的一致性。例如对法国，麦迪森重点参考了杜丹的研究成果（Jean Claude Toutain, 1987）。[12]为测算GDP，他重点考察主要经济部门的产出。他根据法国的农产品（如谷物、葡萄酒、木材和肉类）与产品价格的档案，估算农业产出。针对制造业，则包含23个分支，共113个序列数据，覆盖1789—1938年的所有工业门类，例如开采加工、冶金、食品、纺织、化学和建筑业等。接下来，麦迪森把测算结果同其他人的估算（Lévy-Leboyer and Bourguignon, 1985）做交叉比对。[13]然后针对19世纪的国境范围做出调整，最终得出了法国自1820年以来的人均GDP数据变化（表2.1）。
1704514090
1704514091
表2.1 1820—1913年对法国人均GDP的估算结果（单位:千，1990年国际元）
1704514092
1704514093
1704514094
1704514095
1704514096
资料来源: A. Maddison,TheWorldEconomy,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OECD, 2001）。
1704514097
1704514098
对1500—1820年，麦迪森利用近似法测算GDP。他采用的是登记机构留下的人口数据，这在欧洲国家尤其具有可靠性。结合某些历史事件（如战争和疾病）的影响，他对数据做了修订。至于GDP的测算则包含三种可能的情景：某些国家有部门产出数据，特别是比利时；其他一些国家没有留下此类数据，但经济状况与邻国非常相似，于是麦迪森假设法国的人均GDP增长与比利时相同；对本国和邻国都缺乏数据的最后一种情景，麦迪森只能凭经验推测，例如假设俄罗斯的人均GDP以每年0.1%的速率增长。尽管这些推测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性，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都很低，各国之间可能的差异从很长时间跨度来看会被抚平。
1704514099
1704514100
在公元元年到1500年间，对人均收入变化的测算要粗糙得多，因为麦迪森唯一能参考的只有人口数据。他知道欧洲和亚洲在公元1000年的城市化率（居住在10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比率），继而假设，某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有过剩农业产出，经济中非农活动的比重因之上升。在公元元年到1000年间，欧洲的城市化率近乎为零，因此麦迪森推断，人均GDP接近生存水平，约为今天的每人每年400国际元。中国的城市化率略高，约为3%，麦迪森推测其人均GDP达到了450国际元。
1704514101
1704514102
麦迪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让我们能够修订对西欧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他于2010年去世后，格罗宁根大学发起“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以延续其研究，目标是继续收集关于GDP、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数据。对1820年之后的时期，麦迪森的估计结果没有被大幅修正。对1300—1820年，麦迪森项目开展了重大的历史计量学研究。[14]但从长期看，与1820年之后的起飞相比，此前的增长依然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1704514103
1704514104
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地球还在转
1704514105
1704514106
尽管历史长河中的增长远远比不上1820年后的起飞，但此前的经济并非处于没有任何增长的永恒停滞状态。[15]凯恩斯就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表述了某种微妙的看法。他认为尽管生活水平没有陡然变化，却有上下起伏，某些时候甚至可能在几十年里让人均财富翻番。[16]富凯（Roger Fouquet）与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更近期的研究则指出，若关注1300—1820年这个时间段，会看到人均GDP或上升或下降的显著运动（图2.4）。
1704514107
1704514108
1704514109
1704514110
1704514111
图2.4 1300—1800年部分经济体的人均GDP变化
1704514112
1704514113
资料来源：转引自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9, no. 4（2015）:227 -244，图1。
1704514114
1704514115
有两个国家因持续的长期增长而显得出类拔萃。[17]在1350—1420年间，即文艺复兴初兴之际，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了40%，相当于70年间的年均增速为0.8%。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大瘟疫造成人口急剧下降，使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本增加，加上意大利各城市在海运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1704514116
1704514117
威尼斯共和国在欧洲内部（弗兰德斯、法国、德国与巴尔干地区）、西方国家与东地中海以及西方国家与远东的贸易发展中扮演了尤其关键的角色。威尼斯不只负责促进产品贸易的繁荣，如香料和丝绸等，也加强了来自亚洲、埃及和拜占庭的技术引进，如纺织品生产、玻璃吹制、水稻和甘蔗种植等。威尼斯还处于制度创新的最前沿，特别是引入了新的合同类型来组织12世纪的贸易与投资。具体而言，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贸易必须有不菲的投资并承担巨大风险，如遭遇海盗、海难或延误等，但可以用极低的概率获得极丰富的财务回报。为实现可接受的风险分摊，威尼斯人发明了一种名为“联合会”（colleganza）的合同，属于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这种制度是投资人与商人双方达成的协定，投资人为商人提供商品，商人负责运输并出售，合同提前约定好潜在利润的分配办法。此类合同让很大一部分人口能够参与国际贸易，正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达到了繁荣与权势的巅峰。
1704514118
1704514119
进入17世纪，轮到英格兰经历快速增长，其人均GDP在这个世纪中实现了翻番。1642—1660年的内战是标志王室权力转型的关键一步，在短暂的共和国体制后，决定性地迈向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得以明确。在君主立宪制下，议会居于国王之上，使知识产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18]这一前所未闻的政治形态给创新带来了有利的环境，进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