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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格兰在保障发明家的产权方面走到了前面，并启发欧洲其他国家朝这一方向跟进。早在1624年，英格兰《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就禁止君主在商业事务中授予排他性特权。除非是“真正的首创发明人”，才可以获得为期14年的垄断发明使用权。这个措施标志着专利特许体系的制度化，后来启发了美国的创建者与法国的革命家们：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涉及专利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法国则是在1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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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各行业都由行会保护，它们对自己的累积技术知识严格保密。这些行会极力在相应的城市建立垄断，把附近城市排斥出自己的市场，例如布鲁日与根特或者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就有此类激烈角逐。只有值得信任的学徒才能获得机会，完全掌握所在行业采用的技术。而任何泄露行会秘密的人则会遭到厄运！乔治·雷纳德（Georges Renard）这样介绍1454年的威尼斯法律：“如果一名工人把技术或工艺带到其他国家，给共和国造成危害，他将被勒令返回；若不从命，他的近亲将被监禁，以利用家庭亲情劝告他返回；如果坚持不从命，则会采取秘密措施取其性命，无论他身处何地”。[35]哈尔·范里安（2004）称15世纪的威尼斯在两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水晶玻璃与造船。水晶玻璃（又称穆拉诺玻璃）的制造工艺受到严格控制，要求生于穆拉诺岛（Murano）的任何人都永远不得离开，以防止泄密风险。类似地，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观察威尼斯军械厂的船只建造过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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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出现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专利让发明家至少暂时获得了发明应用的垄断权，保护了创新租金，提供了创新动力。其次，专利又迫使发明家分享其发明所依赖的知识，让其他人能利用专利中包含的知识，开展后续创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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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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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创建，股权融资和股票交易所的兴起，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等，对推动欧洲19世纪的创新和工业起飞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38]具体而言，他们展示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如何伴随着若干金融发展指标的提升，如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率，以及股权融资与固定资本投资的比率等。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在本书第12章，我们还将就创新融资的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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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赛夏与发明家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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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小说家像巴尔扎克在《幻灭》中那样，讲述19世纪的发明家在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缺乏融资机会时遭遇的磨难。该书的第三部名为《发明家的苦难》，描述了大卫·赛夏遭遇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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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夏是一位印刷商的儿子，发明了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工艺。这套工艺使他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然而，他最直接的竞争者库安泰兄弟通过不道德却并不违法的手段获得了这套工艺的所有权，他们通过伪造签名，要求赛夏偿还其朋友吕西安（即该书的主人翁）欠下的债务，从而迫使赛夏及其印刷厂破产。库安泰兄弟掌控了局面，着手向赛夏施压，以免除债务为条件，要求把他的发明无偿且永久授予他们。虽然发明带来的收入贴现值远远超过债务额，赛夏却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接受了极端不利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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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赛夏所在的19世纪上半叶相比，这种不幸在今天的法国更不容易发生，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与专利申请的成本有关，如今这一费用约为600欧元，而在巴尔扎克写小说时，相当于赛夏的印刷厂市值的10%。其二是，赛夏这样的发明家在今天找融资（如通过银行、风险资本家、机构投资者等）要容易得多，因为有形的知识产权市场已经相当发达，可以对专利做价值评估，以之作为筹资或借款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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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卫·赛夏穿越到今天，他就能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从银行或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融资，以实现技术应用。银行或风险资本家将代他偿还对库安泰兄弟的欠款。或者赛夏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专利，利用这一收入来还债，同时仍能够保留富余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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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揭示了更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好处，与19世纪的情形相比，发明的知识产权更容易获得专利制度的保护。还有，更发达的金融体系能保护发明家免受某些债权人的挟持（特别是同时作为竞争对手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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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惠特尼与他的轧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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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一种把棉籽同棉花分离的机器。该发明于1794年3月获得了专利。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惠特尼为保护其发明免遭仿冒，耗尽了自己从发明中获得的全部利润，最终让他的企业在1797年破产。这位发明家决定再也不申请专利，并留下了如下名言：“一项发明可以如此值钱，以至于让发明人一无所获。”如今，伊莱·惠特尼毫无疑问能成功保护他的发明，并获得让公司继续运转的融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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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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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的奇迹与多种因素有关，它们的结合造就了自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不过，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桥接能够最好地解释：为什么起飞发生在19世纪初，而非更早时期；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从英格兰起步，再到法国——而非世界的其他地方。印刷与邮政服务等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新兴制度给创新者带来了保障，鼓励了对创新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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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工业革命可以作为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绝好展示：累积式创新成为增长的驱动力；制度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保护创新租金乃至普遍促进创新的财产权利；必须存在竞争，以克服在位企业和政府为防止新进入者挑战自己的租金或权力而设置壁垒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一范式将贯穿全书，指引后续分析，但同时我们也将在之后的章节里不断用实证数据对其反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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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分析以安格斯·麦迪森的两项主要研究成果为基础: A. Maddison,The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
:OECD, 2001）; and A.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 OECD, 2003）。2010年，格罗宁根大学的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发起“麦迪森历史统计项目”（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Project），以延续麦迪森的研究，并继续对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做严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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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ul Bairoch and Gary Goertz,“Factor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veloped Countries,”UrbanStudies23, no. 4（1986）
:28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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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数字根据不同来源略有出入。Bairoch和Goertz（1986）的估计是，1800年的工业化率为10.9%，联合国的估计则为7.6%。另外，由于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城市化率在17世纪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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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 V. Grauman,“Orders of Magnitude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in History,”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8（1976）:1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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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illiam Petty,“Political Arithmetick”（1676; pub. London, 1690）, inTheEconomicWritingsofSirWilliamPetty, 2 vols. , ed. Charles H. Hull（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99）, vol. 1,233 -313; Gregory King,“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upon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England”（1696）, inTwoTractsbyGregoryKing, ed. George E. Barnett（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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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者可以参考魁奈的《经济表》: François Quesnay,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etautrestextes, ed. C. Théré, L. Charles, and J. C. Perrot, 2 vols.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2005）.对国民账户历史由来的深入介绍，可参阅Alfred Sauvy,“Historique de la comptabilité nationale,”Economieetstatistique14, no. 1（1970）:1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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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imon Kuznets,“National Income, 1929 -1932”（Bulletin 4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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