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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用技术不是立刻见效的，人们需要时间来了解如何高效地使用它。边干边学的过程表现在包含新通用技术的资本价格的时间变化上：随着新机器采纳通用技术的效率提高，采用同样技术的早期版本的现有机器的价格将下跌。例如在法国，运行时速达320公里的第二代高速列车的出现，就使最高时速为260公里的第一代高速列车降价。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的价格下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在25年的时间里，同等品质的计算机的价格更是下降到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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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对新通用技术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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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对新通用技术的采用从迟滞到加速相似，居民家庭对待新技术也有类似的现象，主要是源于价格的下跌。例如，便携式计算机的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下降就导致家庭对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加速（图3.4）。有意思的一点是，使用电力的家庭占比与使用信息技术产品的家庭占比表现出了类似的演化趋势。在两个案例中，推动家庭采用的通用技术品质改进都与网络效应有关：随着电网的地理延伸和品质改善，其使用也日渐增加。与之类似，信息技术的采用也取决于建立足够快的互联网接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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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基础设施与制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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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1所示，与电力革命有关的技术浪潮用了近20年才从美国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与日本。有学者认为（Bergeaud、Cette and Lecat, 2018），这一延迟是由于那些国家因二战导致制造设备破旧、生产组织失序和人力资本损失，它们必须建设适合采用电力的新型工厂，并改变管理方式。[11]而在战争结束、国际贸易重启之前，这些都无法做到。必须在完成结构变革后，电力革命浪潮才能抵达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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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在两次通用技术推广时代，使用电力服务与个人计算机的居民家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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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B. Jovanovic and P. L. Rousseau,“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HandbookofEconomic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Amsterdam: Elsevier, 2005）,vol. 1,1181 -122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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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图3.1还表明发端于美国并在2000年达到浪潮顶点的信息技术革命迄今尚未在日本与欧元区形成类似的波峰。对此，这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推广的延迟源于不容易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与制度，尤其是开放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和服务市场，还有投资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等领域。我们再次看到，结构调整成为技术浪潮推广的前提条件。关于什么是合适的增长政策，我们将在第7章再做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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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测算的困难：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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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用技术带来的生产率进步有时很难测算，尤其是在通用技术引入之后的短时期内。让我们回到本章开篇时提到的索洛悖论问题。无可否认，信息技术促进了生产率提升，不只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包括思想观念的生产。如借助Skype和Zoom等软件，来自不同大学与不同国家的学者能够比过去远为便利地交流，更好地在研究项目上开展合作。但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相比，信息技术给思想生产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可能更难测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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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信息技术的成果集中在服务业，而服务业生产率比制造业更不易测算。有研究指出（Brynjolsson and Yang, 1996）,“品种的增加、送货的及时性提高、客户服务的个性化，这些服务改善在生产率统计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13]我们将在第6章深入讨论此类测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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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未来的新增长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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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处于人工智能（AI）驱动的新增长浪潮的门槛上？人工智能可以让过去认为无法自动化的任务实现自动化，例如汽车驾驶或心电图分析。这种大规模自动化可以用能无限积累的资本替代供给有限的劳动力，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包括创意和创新的生产，从而给增长助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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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出现飙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产和研究的某些关键投入仍不能实现自动化。[15]由此导致尽管其他许多任务已实现自动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依然不可或缺。于是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稀缺要素，使其价格即工资逐渐提高。与此同时，由于不可或缺且供给有限，劳动力制约了人工智能带来加速增长的潜力。本书第8章将对此展开更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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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将在第6章展开）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技术革命可能反而会成为增长的障碍而非催化剂。具体来说，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在缺乏有效竞争政策的情形下，信息技术革命实际上可能会打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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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工业革命与就业：不可调和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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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历史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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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机器会摧毁人类工作岗位的担心由来已久。早在1589年，当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织袜机以后，劳工阶级对其后果就异常害怕，致使李四处碰壁并遭到威胁。李于是把发明敬献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希望获得专利，但女王以如下宣言表示拒绝：“至于你的发明可能给我可怜的臣民带来的影响，肯定会剥夺其工作岗位，使之沦为乞丐，毁掉他们。”[16]随时间推移，竭力保护特定行业免受技术进步侵害的职业行会逐渐丧失了影响力。1769年的一部法律规定要保护机器免受破坏，但随着织布机的普及，破坏行动事实上有所加剧，在1811—1812年的卢德暴动中达到高潮。这一暴动是由内德·卢德领导的手工纺织业者对抗用机器生产棉毛纺织品的制造商。1812年，议会通过法律，把破坏机器定为死罪。官方对技术进步的这一态度转变因何而来？最主要是来自从制造品出口中获利的资本所有者，他们大力宣扬技术进步给生产、出口和就业带来的正面效应。这些“资本家”在英国议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代表，而议会的势力又逐渐超越了王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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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技术性失业，这一术语是由凯恩斯引入的。他在1930年写道：“我们正在感染一种新的疾病，某些读者或许还不知晓这种疾病之名，但今后数年将频繁听到，那就是技术性失业。”[18]约20年后，列昂惕夫于1952年指出：“劳动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更多的工人将被机器取代，我认为这些新产业不可能聘用所有希望得到工作的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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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工作最为脆弱？在19世纪，由于资本对技能劳动力的取代，手工业者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最大风险。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有所改变，实物资本与教育构成了互补性的投入，于是非技能工人成为自动化的受害者，之后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一趋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有关“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的研究文献，其含义是，技术进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增加，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拉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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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层面的自动化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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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测算自动化对就业的总体效应？要找到一个自动化衡量指标来考察与就业的相关关系，是艰巨的挑战。我们首先会遇到商业机密问题，但最困难的地方是对自动化本身的测算：是否只需要看机器的数量？假定如此，是哪些类型的机器？如何把各种机器“累加”起来？是否要考虑它们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