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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1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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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中的黑色点状线名为洛伦兹曲线，代表按收入水平递增排序的百分位人口数及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其构造如下：点A表示总收入中归属收入最低的20%人口（即十分位的前两位）的份额，如图所示，前两个十分位人口在总收入中仅占3.4%;点B表示总收入中归属前四个十分位人口群体的份额，即12%;如此类推，直至最后一个十分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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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美国2009年的洛伦兹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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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 DeNavas-Walt, B. D. Proctor and J. 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9,”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 -238, U. S. Census Bureau, Sept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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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入分配完全平等，该点线将与45度斜率的实线重合：第一个十分位群体获得总收入中的10%，前两个十分位群体获得总收入中的20%，以此类推。与之相反，如果全部收入只归属一个人，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收入，则洛伦兹曲线将变得高度凸性，初期与横轴完全重合，直至100%位置时突然跃升到1。99.9999%的人口的收入都为0，而0.0001%的人口占据收入份额的100%。这种情形对应图中的灰色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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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总体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其实就等于45度斜率线与点状曲线之间的面积S除以三角形CDE的面积T。在完全平等的情形下，点状曲线与斜线重合，S= 0，基尼系数也为零；在最严重不平等的情形下，S=T，基尼系数则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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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测算不平等的办法是关注收入分配顶层的不平等程度。最普遍采用的顶层不平等指标是观察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图5.1显示的就是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最近数十年的变化。该指标的计算方式很简单，我们从某个国家收入最高的人开始，接下来加上收入第二高的人，然后是第三高的人，直至纳入全部人口中最富有的1%群体。我们把这个群组中所有人的收入累加起来，计算其总和与该国全部劳动人口的收入总和之比率。这一比率即代表总收入中归属顶层1%群体的份额。图5.1表明，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呈现U形曲线的轨迹，在1980年之前下降，自那之后便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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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测算收入不平等的办法具有动态性质，它反映社会流动性的大小，即子女拥有与父母类似的收入水平的概率。子女收入水平与父母的关联度越高，一国的社会流动性就越小。图5.2显示了经合组织各国的情况，包括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横轴）与以父母和子女收入关联度测算的动态不平等（纵轴）。不出意料，北欧诸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它们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低，而社会流动性最高。反过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在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高水平，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严重，而社会流动性最低。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不平等同动态不平等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最小平方线”——代表各点与趋势线之间距离的平方和的最小值——明显向上倾斜。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一国的社会流动性越高，其收入不平等会越小。[3]经济学家们借用菲茨格拉德小说中的经典人物，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美国梦然后走向幻灭的百万富翁，将其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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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期以来，几位经济学家在非常精细的地理尺度上（通勤区）测算了社会流动性水平（Chetty、Hendren、Kline and Saez, 2014）。[4]图5.3显示了他们得到的各通勤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对比：在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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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各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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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Miles Corak,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7, no. 3（2013）:79 -10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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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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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4（2014）:1553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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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动态不平等（即社会流动性）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之间是否有类似的关系？根据图5.4，回答是肯定的。在美国各通勤区中，我们发现社会流动性越高，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越低。不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很确定：社会流动性与总体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图5.4中仅为-0.190，远低于图5.3中的-0.578。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最高的通勤区大多位于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等创新力极强的州。这个现象很自然让我们想到，创新或许是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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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社会流动性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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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4（2014）:1553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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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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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创新与不同类型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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