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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F. Lotti,“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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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自然会想到：游说是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有用的专业参考意见，还是只为阻止新竞争者加入市场而施加压力？利用美国参议院和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公开档案，有研究分析了美国1999—2008年活跃的游说团体及其向竞选活动的捐助金额（Bertrand、Bombardini and Trebbi, 2014）。[13]该研究尤为关注游说者的个人背景，以判断他们是属于“专业型”还是“关系型”。对此的定义是，专业型游说者的任务集中在少数领域，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在这些领域确有真才实学。关系型游说者的特点则是与某位政策制定者有特殊通道，要么源于他们属于同一党派，要么因为游说者资助过该政客的一次或多次竞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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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发现，关系型游说者的比例在1998—2008年有所提升。此外在2008年，超过3 /4的游说者并非专业型，近54%明显属于关系型，没有特殊关系的纯专业型游说者的占比不到1 /7。最后，这几位学者还指出，在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参议院的2002—2007年，与共和党政客有联系的游说者的收入平均来说比其他同行高出25%。总体上该研究认为，虽然某些游说者确实属于专业型，并为社会贡献了可能有价值的信息，可是大多数游说群体属于政治关系型，不具有专业素养。另外，即使游说者能因为专业素养而获得收入溢价，这一溢价也小于政治关系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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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游说活动大多与政治联系有关，它对不平等又有何影响？图5.11描述了1998—2008年美国各州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与游说活动密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游说变得足够密集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这一结果证明，游说活动的确是顶层收入不平等除创新之外的另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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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活动导致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这根本不令人奇怪。关系型游说者能帮助在位企业维持市场支配力，继续占有租金。具体来说，游说活动不仅通过设立关税保护在位企业所在的产业免受竞争，还能支持它们拿下采购合同、轻松获取银行贷款、减轻税收负担以及获得更多公共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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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活动对公司税收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我们可以证明，积极开展游说的企业纳税更少（尤其是债务水平最高的企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申报的研发支出较多。游说活动使这些企业在研发支出上能获得税收抵免，并在某些类型的设备上取得更有利的纳税折旧方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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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1998—2008年游说支出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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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x轴的每个点对应游说支出的特定水平，在不同年份，同一个州可能出现左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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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ReviewofEconomicStudies86, no. 1（2019）: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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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来自同一数据，显示美国某个州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如何随该州的游说密集度而变化。[15]当游说活动变得足够密集时，总体不平等水平显著提升。这一情形与创新对总体不平等的效应（或者说无效应，图5.5）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我们应该预期到的结果：鉴于游说主要属于拉关系性质，它会阻挠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削弱社会流动性，同时加剧顶层收入不平等。与之相反，创新会促进社会流动性，因此对总体不平等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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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探讨游说活动对创新与增长的影响。图5.13是对图5.10的补充，用一条曲线显示企业的创新密度同其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企业的销售额越高，创新密度就越低。这张图有力地说明，随着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支配力，走向市场统治地位，它用于创新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少，用于培养政治关系与游说活动的资源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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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游说支出与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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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ReviewofEconomicStudies86, no. 1（2019）: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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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项研究还表明，意大利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与它们对政治关系的投资负相关。与之相反，企业的就业增长则与其政治投资正相关。对此的解释是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克服政府的官僚主义束缚，但要牺牲对创新的支出，而后者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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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游说活动的投资对增长有害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其一，随着在位企业的成长，它们对游说的投资越来越多，以牺牲创新作为代价；其二，企业与政客之间通过串谋抬高了市场进入的成本，打击了创造性破坏。一个产业中政治关联型企业占比越高，产业的活力越小：进入市场的企业减少，现有企业的退出减弱，企业的平均年龄变得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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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有哪些主要结论？首先，尽管创新可能是顶层收入不平等的来源之一，它却具有某些独特优点，不同于游说和产业进入壁垒等其他不平等来源。创新毕竟是生产率和企业活力的基础，政治关系则不然。其次，创新与社会流动性具有正向关联，尤其是新进入企业的创新，而游说会削弱产业进入乃至社会流动性。最后，创新似乎与总体不平等程度并无关联，而游说活动会加剧总体不平等。所以，假如我们的目标是降低顶层收入不平等，那么对它的各种来源绝不能等同视之。特别是，我们不能把创新者等同于有政治关系的在位企业或个人。如果用打击创新的方式来解决顶层收入不平等问题，那将削弱社会流动性，可能在损害增长的同时导致总体不平等恶化，最后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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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市场份额、创新与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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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F. Lotti,“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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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论是，我们依然要关注富人群体，包括那些通过创新致富的人，因为昨天的创新者往往成为今天的保守在位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会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游说活动与政治关系，减少创新支出。我们如何能既奖励创新，又防止过去的创新者利用其租金阻碍竞争对手进入？我们如何能够鼓励新的史蒂夫·乔布斯的出现，同时尽可能防止他们在日后变成卡洛斯·斯利姆？依靠税收工具，对资本征收更高的税收，这样做是否足够？还是有必要寻找其他征税方式和采用其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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