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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革命与超级明星企业带来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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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另外的实证发现（Aghion、Bergeaud、Boppart、Klenow and Li, 2019）。[26]第一个现象是，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降的转变（图6.9）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表现更为突出。第二个现象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更主要表现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里（图6.10）。更关键的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各企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逐渐减少，而更多反映了构成效应，即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的超级明星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提升。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对应的是，利润在收入中所占的平均份额逐渐提高。这一提高同样源于构成效应，也就是说，并非企业自身的利润水平增加，而是因为通常来说利润较高的超级明星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提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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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三个实证发现。设想某个经济体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超级明星企业与普通企业。超级明星企业积累了难以复制的社会资本与技术诀窍，或者发展出了强大的网络。例如，星巴克和沃尔玛这些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物流程序都非常难以复制，更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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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生产率增速与信息技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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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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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劳动收入份额与信息技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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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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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企业可以有几条产品线，也就是说它们销售多种类型的产品，并对每种产品开展创新，由此可以形成创新租金。通过创新，企业还可以拓展其控制的产品线的种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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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因素会阻止单一企业控制经济中的所有产品线？答案是时间约束，以及随着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增加，需要的固定成本会超比例上升。由于时间约束，企业CEO（首席执行官）不得不把其经营的产品类型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超出界限之后，业务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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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信息技术革命来了。这场革命给CEO节约了时间，扩展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即增加了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的数量。然而，超级明星企业的效率比其他企业更高，它们从经营范围扩展中获得的利润增幅也超过其他企业。因此，超级明星企业的业务扩展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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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信息技术革命会让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经济体中更高比例的产业，从而提升生产率增速。这可以解释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在1995—2005年的上升，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相关部门。可是从长期看，信息技术革命可能给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超级明星企业给其他企业造成了打击。超级明星企业一旦掌握某个产品线，其他企业对此就不会再有创新动力，原因是为击败超级明星企业，普通企业将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租金。所以，随着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普通企业将日益缺乏创新激励。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普通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信息技术革命造成超级明星企业掌握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却随之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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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革命对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利润又有何种影响？相比普通企业，超级明星企业通常有更高的利润率和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信息技术革命会强化超级明星企业的霸权，通常将导致平均利润水平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但这也是来自构成效应。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企业内部观察，可能看到某家企业的特定产品线的利润下降，而非提高，因为很可能会有超级明星企业进入这条产品线，成为其直接竞争对手。然而，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水平却会上升，因为超级明星企业控制了更大比例的产品线，而它们的利润明显高于普通企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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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对经济政策有重要启发。特别是，有利于兼并收购的政策会帮助超级明星企业成长，掌控更多的产业部门。在短期内，此类做法能促进增长。但从长期看，超级明星企业会妨碍创新与增长。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竞争政策，尤其是规制并购的反垄断政策，使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革新在短期和长期都能促进增长。我们赞同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在近期著作《创新很重要：高技术经济的竞争政策》中的观点（见专栏6.2）。[29]同样的技术革命有可能给长期增长带来全然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竞争政策作为辅助。技术革命并非抽象的事物，而是需要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变革相结合，以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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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2 面向数字经济的竞争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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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吉尔伯特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的竞争政策未能阻止试图收购或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妨碍新企业进入的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30]基于这个观察，他建议从关注价格与市场份额的静态竞争政策转向关注创新的动态竞争政策。为实现这一转向，我们必须先解决若干问题。首先，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法是对相关市场与市场份额做出界定。这种方法禁止使企业获得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主要目标是防止企业提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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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监管当局并未评估并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击新的创新企业进入、打击竞争对手的研发投入，或者威胁新生市场上的竞争。或者说，反垄断规制忽略了市场集中化的动态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动态影响是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它们可能打击创新和其他企业进入，从而导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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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让竞争政策摆脱纯静态性的分析？理查德·吉尔伯特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美国的反垄断法，但可以调整其适用方式，以促进“动态竞争”，即创新、新企业进入和新市场创造等。特别是，反垄断监管机构不应再把界定相关市场作为主要指导。此外，在分析并购案件的成本收益时，应该考虑对创新与新市场创造的预期效应。在我们看来，参考吉尔伯特对美国的批评，欧洲的竞争政策有着同样的缺陷，也值得采纳同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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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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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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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与长期增长前景，我们应该赞同莫克尔的乐观态度，还是戈登的悲观主义？本章的分析表明，虽然莫克尔对未来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的乐观看法言之有理，但戈登的悲观主义也反映了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对必要的制度变革的阻碍。尤其是，如果竞争政策不考虑创新议题，则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有可能束缚创新与增长，而非发挥促进作用。本章和第5章的讨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充分考虑创新的竞争政策不仅有助于增长，还会提高社会流动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方面，此类政策与累进式税收政策同样重要，并能够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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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GoodEconomicsforHardTimes:BetterAnswerstoOurBiggestProblem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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