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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非经合组织经济体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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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为阅读方便，没有把所有经济体的名称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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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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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处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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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趋同现象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才成立。并非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在向最发达国家趋同，特别是，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的人均GDP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之间的比率在持续扩大。如果说趋同确有发生，那其实是俱乐部趋同，某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而另一些国家落到了后面。具体而言，受普利切特的研究启发（Pritchett, 1997），并利用麦迪森关于人均GDP变化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表7.1，从中看到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率在1897—2016年间呈爆炸式扩大，从1870年的15.1倍激增至2016年的85.6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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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人均GDP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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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贫困国家在所涉年份有数据可查的各国中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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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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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贫困国家与最富裕国家的差距拉大不只源于它们之间的增长率差异。事实上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在1961—2017年间甚至有所下滑，也就是人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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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某些国家经历了超过8%的高增长率。增长势头最强劲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两国的GDP增长幅度大大超出西方七国（G7）的总GDP增长（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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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1961—2017年增长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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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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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西方七国的GDP与金砖国家的GDP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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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8）,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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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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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的趋同与极端水平的分化对世界收入分配总格局的变化有何影响？萨拉-伊-马丁（2006）整理了138个国家在1970—2000年间的收入分配变化。[4]他利用世界银行的居民家庭调查来构建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分析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然后比较1970年与2000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例如在中国和印度，收入分配差距在1970—2000年有所扩大，说明两国内部的不平等恶化。而在美国，高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在1970—2000年扩大，符合我们在第5章介绍过的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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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萨拉-伊-马丁利用基尼系数分析各国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5]为此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比较各国的人均GDP变化，假设各国有相同权重，忽略其规模大小（例如表7.1）。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全球不平等程度亦随之上升。但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如果收入极低的国家与收入极高的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则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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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伊-马丁于是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分析全球范围的个人收入分配。他面临的问题是，居住在某个国家的个人的收入未必能与另一个国家的居民直接可比。为克服此困难，他利用购买力平价对个人收入加以调整。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换算因子，对每个国家单独测算，以便用统一单位来反映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开展国际比较。用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对甲国的个人购买力同乙国的个人购买力做对比，由此构建全球收入分配状况，无论居住于何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重（见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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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看，图7.6中的收入分配随时间向右侧移动，这表明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增长，位于极端贫困线（垂直线）之下的人口的百分比持续下降。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若把贫困线定义为年收入495美元，则全球贫困率从1970年的15.4%下降至2000年的5.7%。如果用基尼系数测算全球不平等程度，则会发现该指标趋于下降。基尼系数下降显示，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1979—2000年间减少了4个百分点（见图7.7）。这一全球不平等下降主要由中国推动。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则全球基尼系数在同期不降反升。所以总体而言，世界范围个人间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有所下降，但如果聚焦于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人均GDP之比，则会得出全球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恶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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