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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西方七国的GDP与金砖国家的GDP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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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8）,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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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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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的趋同与极端水平的分化对世界收入分配总格局的变化有何影响？萨拉-伊-马丁（2006）整理了138个国家在1970—2000年间的收入分配变化。[4]他利用世界银行的居民家庭调查来构建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分析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然后比较1970年与2000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例如在中国和印度，收入分配差距在1970—2000年有所扩大，说明两国内部的不平等恶化。而在美国，高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在1970—2000年扩大，符合我们在第5章介绍过的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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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萨拉-伊-马丁利用基尼系数分析各国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5]为此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比较各国的人均GDP变化，假设各国有相同权重，忽略其规模大小（例如表7.1）。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全球不平等程度亦随之上升。但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如果收入极低的国家与收入极高的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则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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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伊-马丁于是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分析全球范围的个人收入分配。他面临的问题是，居住在某个国家的个人的收入未必能与另一个国家的居民直接可比。为克服此困难，他利用购买力平价对个人收入加以调整。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换算因子，对每个国家单独测算，以便用统一单位来反映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开展国际比较。用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对甲国的个人购买力同乙国的个人购买力做对比，由此构建全球收入分配状况，无论居住于何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重（见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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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看，图7.6中的收入分配随时间向右侧移动，这表明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增长，位于极端贫困线（垂直线）之下的人口的百分比持续下降。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若把贫困线定义为年收入495美元，则全球贫困率从1970年的15.4%下降至2000年的5.7%。如果用基尼系数测算全球不平等程度，则会发现该指标趋于下降。基尼系数下降显示，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1979—2000年间减少了4个百分点（见图7.7）。这一全球不平等下降主要由中国推动。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则全球基尼系数在同期不降反升。所以总体而言，世界范围个人间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有所下降，但如果聚焦于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人均GDP之比，则会得出全球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恶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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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世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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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X.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1, no. 2（2006）:351 -397，图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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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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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X.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1, no. 2（2006）:351 -397，图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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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平均意义上的趋同，以及所谓“俱乐部趋同”，即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向更发达国家趋同，其他一些国家距离发达水平越来越远，甚至绝对生活水平也出现下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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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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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经济学家对趋同现象提出了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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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以资本积累收益递减为中心。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来自索洛模型（1956）,[6]并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5）进一步发展，[7]他们认为消费品生产需要实物资本，但资本回报随着其数量积累而递减。也就是说，如果从没有装备（机器数量为零）起步，增加1台机器带来的产出增量将非常高；但如果从100台机器起步，增加1台机器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很少。根据这一思路，有大量机器存量的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会低于实物资本存量较少的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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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明了的解释固然具有吸引力，却经不起较为严格的实证检验。首先，如果初始资本很少的国家有非常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些国家的增长应该比富裕国家更快。然而，基于收益递减的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何最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对于最富裕国家持续恶化，也难以理解俱乐部趋同现象。这一点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卢卡斯悖论”遥相呼应。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指出，既然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更高，那我们理应看到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困国家，可是事实恰恰相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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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基于资本收益递减的思路不能解释“阿根廷悖论”，即某些国家已进入强势增长期，本有望同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接近，之后却遭遇反转。该思路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会被过去落后于自己的国家超越。例如，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在20世纪初曾远远领先于加拿大，如今却明显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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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严格地说，关于资本积累的索洛增长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走向发达，其增长率会越慢。然而当我们随机抽取连续20年的观察期时，会发现在1700—1978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在后一个10年更快的概率在经合组织国家要比其他国家高出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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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启发我们探讨关于趋同的第二种解释思路，即技术追赶理论，它比收益递减理论更具有熊彼特主义的特征。按照这一范式，增长都来自创新，但具体而言，这里的创新是指落后国家的企业“模仿”或“采纳”先进国家发明的前沿技术。也可以说，趋同现象源于落后国家通过投资于技术模仿追赶更先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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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学者曾强调知识跨国传播对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1971—1990年的国际数据尤其显示，一个国家的研发投资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0]更近的一项研究则利用专利数据证实了国家之间知识传播的重要意义（Aghion、Bergeaud、Gigout、Lequien and Melitz, 2019）。[11]图7.8描述的是：当一家法国企业开拓一个新的国家市场时，其专利被在当地经营的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比率有何变化，日期t= 0代表法国企业进入新的外国市场的时候。该图表明，法国企业的专利被当地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次数在t= 0之后开始增加。也就是说，在进入这个外国市场之后，该企业向当地的技术转移密度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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