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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印度企业（1994年）和美国企业（1997年）的生产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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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 T. Hsieh and P. J.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4, no. 4（2009）:1403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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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企业员工人数与企业年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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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C. T. Hsieh and P. J. Klenow,“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3（2014）:1035 -1084，图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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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图描述的情况对印度经济整体而言有重大启示。它们表明，印度企业（包括最具生产性和创新力的企业）的成长无法超过某个规模，这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得以存续。最终结果导致总体上更缺乏创新，印度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增速被拖累。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制约印度企业的成长？原因之一或许是，在大多数印度企业，由于难以找到可靠的管理者，高管职位依然由家族内部人士担任。于是当创始人家族找不到更多有能力经营新机构的成员时，企业就会停止增长。进一步说，印度经理人市场的薄弱或许源于该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及信贷市场不完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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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韩国遭遇1998年危机：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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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个至少暂时来看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23]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全面的自然实验的作用，促使韩国开始改变其增长模式。1998年危机之前的韩国增长模式是以技术模仿为基础的，下文做简介。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低人均GDP水平起步，开启了不同寻常的增长，1960—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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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模仿驱动型增长以创建大型工业和金融集团（财阀）为核心。政府通过若干手段给财阀提供支持：优惠和补贴贷款、利用货币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出口补贴、公开和隐性的救助担保等。尤其是，韩国政府限制其他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抬高创立新企业的成本，限制新的外国投资人进入（规定外国投资人持有韩国企业的股份不能超过26%），并非常消极地执行反垄断法规，以极力压制竞争，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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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阀势力发展到顶点，销售额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的产值占韩国GDP的16%，其中最大的5家——现代、三星、LG、大宇和SK——占韩国GDP的10%。这些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是韩国经济在1960—1995年快速腾飞的载体。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给财阀提供金融支持、商业和货币保护，以创建民族工业，韩国可能依然是个农业经济体。而在短短30年的发展之后，韩国已成为电子与电信产业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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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爆发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大宇等财阀破产，其他一些也遭受重创。打击来自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信贷收缩，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对韩援助的条件所要求实施的政策。特别是，IMF要求韩国开放对外国直接投资，于是外国人在韩国企业中的最高持股比例限制于1997年提高至50%,1998年提高至55%。IMF还坚持大幅强化反垄断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效果:1998—2000年，反垄断修正指令的发布次数增加到危机前的3倍，对反竞争行为的财务惩罚额度提高至原来的25倍，这些使韩国经济重新对国内和国际竞争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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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生产率增速、创新与企业活力有何影响？在创新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仅为德国的1 /8，但在2012年，其申请数量已比德国多出30%，尽管人口仅为德国的一半。此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财阀企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其他企业，危机后则出现反转，财阀企业的专利申请停止增长，其他企业的申请则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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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率方面，生产率在危机爆发前已出现停滞甚至下跌，但在1997—1998年后重新出现快速增长，无论财阀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均如此。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这一反弹在之前由财阀控制的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产业受危机与后续改革的影响最深刻。还有，危机显著促进了非财阀企业在所有产业部门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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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97—1998年金融危机使财阀企业的影响力受到约束，并重新开放竞争，鼓励之前一直受政府与财阀串谋束缚的其他企业开展创新，从而刺激了韩国的生产率增长。因此，危机带来了生产率增长加速，主要源泉则是非财阀企业的产业进入与创新行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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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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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以向先进国家趋近，其他一些则停滞不前。我们揭示了俱乐部趋同现象：某些国家（新兴经济体）采纳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技术追赶和模仿，其他一些国家则未能实现起飞。但在启动趋同进程的国家里，某些于中途停步不前，尤其是那些制度调整太慢或完全失败的国家，未能从追赶型经济变身为前沿创新型经济。这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还反对促进竞争乃至帮助国家从模仿驱动型增长转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任何改革。危机爆发以及国际经济竞争有助于迫使各国政府采取适宜的结构改革措施，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例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老牌企业，让韩国企业重新迎来开放竞争格局，帮助该国加入了创新国家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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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ilippe Aghion,Repenserlacroissanceéconomique（Paris: Fayar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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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tonin Bergeaud, Gilbert Cette, and Remy Lecat,LeBelAvenirdelacroissanceLeçons du XXème siècle pour le futur（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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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nt Pritchett,“Divergence, Big Tim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no. 3（1997）: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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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avier Sala-i-Martin,“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 Convergence, Period,”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1, no. 2（2006）:351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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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书第5章解释过这一指标如何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