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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鲍莫尔(1922—2017)是新古典学派美国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有丰硕研究成果,包括企业家精神与竞争。他最有名的贡献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鲍莫尔定律(Baumol’s law, 1965),或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 Cost Disease)。[10]为理解这一理论,我们设想有A、B两种产品,其供给随时间的增长速度并不相等,原因或许是A产品所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B产品所在产业。由于稀缺效应,供给增长较慢的B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供给增长较快的A产品而言必然会上涨。相应地,即使经济行为人(居民或企业)决定消费更多数量的A产品,他们的收入中用于B产品的份额却未必会下降,甚至可能提高,因为B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上涨。换句话说,A产品的生产率增速更快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购买B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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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分析农业和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由于规模经济和自动化技术的作用,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取得了极大进步。相反,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实现同等改进,因为文化、休闲、房产中介、教育和育儿等服务活动不那么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并且劳动依然是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投入。为说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弱势增长,我们可以看看艺术领域的案例:演奏舒伯特乐曲的四重奏组合。为完成这部作品演奏所需的音乐家人数,从19世纪至今没有任何改变。此外,在演奏乐曲的小提琴家身上获得的“回报”无法提高。同样,剧院演出公司在编排莎士比亚戏剧时通过削减演员人数来提高生产率的能力也有限。因此,古典音乐和戏剧中的劳动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因为其中的人力要素投入几乎是无法削减的。[11]与此同时,为继续吸引劳动力,服务业的雇主必须使工资与产品生产部门保持同步增长。工资上涨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服务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由于生产成本会被传递到价格上,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而言即上涨(图8.11c)。再回到舒伯特乐曲四重奏的例子上,音乐家的实际工资水平自19世纪以来大幅提高,其生产率却没有变化。由于劳动成本上涨没有被生产率提高抵消,人力要素投入又不可或缺,结果就使得演出票价持续上涨。艺术和文化产业于是染上了“鲍莫尔成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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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基于供给侧和鲍莫尔定律的这一理论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逐渐减少(图8.11a),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任意时点上,富裕居民的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低于贫困居民(图8.11b)。这里我们还得求助于需求侧和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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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与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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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定律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1821—1896)于1857年从比利时居民家庭的行为中观察到的经验规律。[12]这一定律认为,居民家庭的收入越高,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越小。事实上,产品尤其农产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论居民的支出规模大小,都必然包含在购物组合中。而服务的必需性质更弱,如果居民的支出未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会包含在购物组合中。因此,居民的富裕程度越高,其支出中用于必需品(如食品和服装)的比例就越小,而用于服务(如文化和旅游)的比例就越高。[13]与图8.11b类似,图8.12也描绘了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份额随收入增长而下降,这些来自法国的调查数据再度证实了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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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库兹涅茨事实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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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消费类产品的份额会随时间下降?一方面,鲍莫尔定律表明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跌,这应该鼓励人们购买更多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服务价格的相对提高会自动提升居民支出中用于购买服务的份额。这两种效应中哪种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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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恩格尔定律与鲍莫尔定律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解开谜题。首先,鲍莫尔定律显示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降,是因为产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部门。若其他条件不变,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下降会鼓励居民购买更多产品。但产品价格下降会提升居民的购买力,或者说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这会带来收入效应。富裕程度提高后,居民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此时恩格尔定律将发挥作用,使购买力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更多地促进服务的消费。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用于服务的支出份额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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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法国不同收入分位群组中居民收入用于食品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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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nsee surveyBudgetdefamille,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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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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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对库兹涅茨事实(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比服务业更显著,使消费更多向服务倾斜)与卡尔多事实(资本与劳动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保持稳定)做出统一解释?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的影响:尽管有技术革命,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仍保持稳定,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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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上述两种情形里(第一种情形是指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第二种情形是指现有工作任务的自动化),结构变革都导致在现有生产中用资本替代劳动,并引入更多劳动力密集型的新生产活动:第一种情形是指新的服务的生产,第二种情形是指潜在的新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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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讨论对这一谜题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以市场规模和定向技术革新作为基础,第二种解释再次用到了鲍莫尔定律。我们首先介绍面向技能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理念,然后尝试用此理念调和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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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与定向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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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核心理念可概括如下:当某个市场的规模扩张时,企业发现为响应需求的增加,把创新方向转向这一市场将有利可图。[14]有若干例子可说明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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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婴儿潮与工资不平等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婴儿潮世代开始加入劳动力市场。这个世代的受教育程度比之前群体更高,很大程度上得感谢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的《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通过各类计划提供了大量联邦补贴,帮助所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获得大学学位。由此,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1970年以后快速增加。短期看,技能劳动力过度丰沛导致了技能溢价,即有大学学历的人同仅有高中学历的人的工资比率降低。[15]也就是说,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1970年开始缩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图8.13)。然而技能溢价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又急速扩大,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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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如下解答:技能劳动力供给在1970年突然增加使这个群体使用的机器的市场规模扩大,继而提高了此类机器的创新租金,由此使创新更多转向改善技能劳动力使用的机器的品质,然后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这样就可以解释美国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重新扩大的现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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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技能劳动力供给与技能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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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Skills,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the ‘Other 99 Percent’,”Science344, no. 6186(2014)
:843 -851,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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