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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碳税和绿色创新。后面的第9章将详细阐述，企业不会自发转向绿色技术创新，如电动汽车生产等。企业过去针对污染类活动的创新越多，如今就越愿意在相同领域继续开展创新，这一现象被称为路径依赖。不过有多项研究表明，碳价的提高，例如通过加征碳税，可以把创新方向引到绿色技术领域。[17]理由很简单，碳价提高会增加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然后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创新租金，从而诱使企业更多开展这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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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创新与卡尔多事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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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利用定向创新的理念，对关于结构变革的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做出统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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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与服务业相比，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更高，因为产品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高于服务生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解放了劳动力，同时推动工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意味着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因为劳动成为生产中不那么必需的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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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效应被定向创新效应抵消了，后者可以做如下解释。由于产品部门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降低，这导致面向新服务的创新的租金提高：此类服务的生产更多依赖劳动，所以工资降低使新服务活动的利润增加，结果催生了更多面向新服务的创新。这些创新本身有两种影响，第一种影响是促进服务业增长，这是对库兹涅茨事实的另一个（或者说补充性）解释，并不依赖恩格尔定律。第二种影响是服务业扩张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继而推高工资，从而恢复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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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鲍莫尔定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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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统一起来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如下理念入手：劳动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19]假设消费品生产需要多种不可或缺的投入品，每种投入品或者由劳动生产（相关生产活动没有实现自动化），或者由资本生产（相关生产活动实现了自动化）。再假设由于数字技术革命，自动化会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的投入品。更确切地说，设想在每个时刻都有固定比率的之前由劳动生产的投入品，由于自动化进步而变成由资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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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类型的经济中，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在发挥作用。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扩展，资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导致资本的收入份额持续扩大，属于数量效应。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而劳动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总是有一部分投入品的生产需要劳动，并且所有投入品对消费品生产来说都不可或缺。因此，劳动的价格相对资本的价格总是在持续上升。这是鲍莫尔成本病效应，属于价格效应。在上述两种相反效应的作用下，尽管自动化带来了经济结构变革，资本与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依旧可以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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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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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经济到制造业经济，再从制造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这一两步走的结构变革是不是所有发展过程的原型？还是说，有可能跨过工业化阶段？对目前依然处于农业经济主导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关键，它们或许能够跨过工业化阶段，开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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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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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借助加纳与韩国的比较展示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优点。[20]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22 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 298美元，这该如何解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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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韩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即稻米生产），很可能会走上与加纳相同的道路。或者说，如果没有历届政府在60年里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政策，韩国或许能成为全球最高效的稻米生产国，但人均GDP不会起飞，不可能成为电子和半导体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不过我们下文还要讲加纳，它从2010年之后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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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化有利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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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加纳与韩国的对比是否足以证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韩国的成功故事还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尤其是建立了促进技术追赶型增长的包容性制度。[22]因此，产权保护、大规模教育投资，以及利用优惠贷款、政府采购合同和出口补贴等手段扶持大型领军企业发展，或许都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发挥了关键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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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国家为加速经济增长，更快向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趋近，需要更关注制造业而非农业或服务业呢？有如下几个理由支持工业化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步骤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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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一是，与其他产业不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具体而言，某个产业的工业化会促进上游和下游相关产业的增长。DVD生产商就是与上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会推动光驱乃至更广泛的多媒体产业的发展。牛奶加工厂则是与下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可以带动冰激凌工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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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二是，工业化能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能传播到其他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工业进步会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进步则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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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存在技术外部性，这让斯蒂格利茨及其他部分经济学家重新想到了弗雷德里希·李斯特的“教育型保护主义”（educational protectionism）观点。[23]李斯特在19世纪主张利用暂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抵御外国竞争，帮助本国的幼稚产业发展。在初期阶段保护国内工业，可以使它们在规模经济或生产率上追赶世界前沿水平。通过这种方法，工业企业能够积累利润资金，并增加知识和国内人才储备，然后外溢到国内的非工业部门。[24]该逻辑的隐含假设是其他产业部门，即农业和服务业部门，没有同样的积累知识和人才的能力，或者说，它们产生的知识没有能力充分扩展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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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三是，出口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为外国需求会促进本国企业成长，这些还将在第13章详细讨论。而对韩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而言，外国需求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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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四是，工业化能促进制度的改善。例如，韩国财阀的发展推动了信贷体系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购政策和出口促进政策的设立。这些制度和政策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经济起飞与技术追赶，虽然如第7章所言，它们在后来变成了增长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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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业化支持者认为工业能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能带来更快的追赶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尤其是，城市化使得在创建新基础设施和新制度时不仅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还能帮助经济行为人更密切地相互交往，从而促进思想交流与新理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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