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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Dechezleprêtre, D. Hémous, R. Martin and J. Van Reenen,“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4, no. 1（2016）:1 -51，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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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位创新者（无论企业或个人），以及1978—2003年间的每一年，这些学者不仅知道每位创新者在当年获得的绿色和污染专利的数量，还包括同一位创新者在历史上获得的专利情况。这些信息让我们能够分析：企业对绿色技术或污染技术的创新倾向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过去积累的专利成果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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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发现，如果一家企业过去的专利中有超过10%是绿色技术，则该企业后来推出绿色专利的概率会提高5%。与之对称，过去登记了较多污染技术专利的企业后来获得污染专利的概率也更高。因此，企业在选择开展何种创新时表现出了路径依赖现象，我们不能只依靠私人部门把创新方向调整到绿色技术上，而无视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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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公共政策可以有效地把创新引向绿色技术领域。这些学者指出，企业面临的燃料价格每上涨10%，开展绿色创新的概率即会提高10%。这种调整来自本书第8章介绍过的市场规模效应：燃料价格上涨会降低使用内燃机的汽车的市场需求，从而使污染技术创新的概率下降，让企业转向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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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模拟了不同政策的效果：提高2005年的汽油价格，对2028年之前的绿色专利（图中实线）和污染专利（虚线）数量的影响。图9.2a展示的是没有汽油价格上涨时的结果；图9.2b、图9.2c和图9.2d分别展示的是汽油价格在2005年提高10%、20%和40%时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提价40%的情况下，两条曲线将在2020年出现交汇；此后，企业将自发地选择绿色技术，因为它们积累的有关绿色技术的专业知识已变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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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模拟提高汽油价格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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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Dechezleprêtre, D. Hémous, R. Martin and J. Van Reenen,“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4, no. 1（2016）:1 -51，图6a、6b、6c、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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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会有读者提出合理的反驳，认为40%的汽油价格涨幅并不现实，因为这给当前世代增加的成本过高。实施惩罚性生态税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是颇具煽动性的主意，可能引发公众的反对，例如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时，引起人们暴力抗议的部分原因就是燃油价格上涨。[6]不过，碳税并非唯一的政策工具。我们有必要将讨论加以扩展，继续考察把研究转向绿色创新的其他政策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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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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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哪些政策可以促进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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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诺德豪斯对阵尼古拉斯·斯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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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全球变暖对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经济学家开始把气候变化纳入传统的增长模型。[7]其中一个例子是威廉·诺德豪斯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该模型中的最终产品由劳动和资本生产。[8]随着技术进步，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都逐步提高。此外，生产率与环境质量有正向关联。环境则受到经济总产出造成的气温升高的负面影响。该模型的隐含假设是，生产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继而引起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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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体唯一的效率缺失源于：个体生产者并不考虑其活动对二氧化碳排放乃至生产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排放形成了负的环境外部性。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个体生产者没有把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由于经济中只有这一种外部性，那么仅靠一种政策工具就足以把经济拉回有效率的轨道，这种工具就是碳税，即根据碳含量按比例对化石燃料开征的税收。采用该模型的经济学家要解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分配环境政策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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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从一开始就设置较高的碳税率，给当前世代造成强烈影响；还是逐渐提高税率，让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更平均地分担成本，哪种办法更好？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选取今天与未来之间的贴现率。这也是威廉·诺德豪斯的乐观主义方法与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悲观主义方法的差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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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曾于2000—2003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他是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尤其以《气候变化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报告为大众熟知。[9]该报告由英国政府于2006年发表，是第一份由经济学家而非气候学家牵头撰写的相关报告：首次把经济学领域的人才动员起来，评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成本。该报告的结论可谓旗帜鲜明：只有采取强烈而果断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才能让我们避免世界范围内每年5%~20%的GDP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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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经济学家，执教于耶鲁大学。他与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一起率先为气候变化建立模型，尤其以环境经济学研究著称，特别是上述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环、气候变化、气候灾难与气候政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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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豪斯认为，到2100年，地球气温提高3摄氏度将导致全球GDP下降2.1个百分点，提高6摄氏度会导致GDP下降8.5个百分点。[10]可见，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将非常小，因为全球GDP在一个世纪中出现8.5%的跌幅只相当于每年的增长率下降不到0.1个百分点！许多气候学家对这一乐观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严重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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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豪斯设定了一个较高的贴现率，从而赋予未来世代相对于当前世代较低的权重。他的乐观态度来自如下理念：经济增长将使未来世代比当前世代富裕得多，所以他们将有更好的条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由此建议采取更加渐进式的碳税。而斯特恩采用的贴现率较低，主张采取强烈而迅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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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定向创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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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设想，某个经济体既生产内燃机汽车等污染产品，也生产电动车等非污染产品。[12]只有污染产品的生产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从而使全球变暖。技术进步的方向是朝向污染产品还是非污染产品，将由内生机制决定：取决于企业的创新决策是投入污染技术还是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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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技术进步由内生决定的经济体中，存在两类外部性。第一类是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产品生产及其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第二类外部性则与创新的路径依赖有关：当企业决定开展污染技术而非绿色技术创新时，它并未考虑这一决定会促使自己在未来更多投入污染技术的创新。我们都会自发地在自己原本擅长的领域开展创新。如果你擅长烹饪，而不是跳舞，那你很自然地会继续关注提高厨艺，而非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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