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16310
1704516311
无疑会有读者提出合理的反驳，认为40%的汽油价格涨幅并不现实，因为这给当前世代增加的成本过高。实施惩罚性生态税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是颇具煽动性的主意，可能引发公众的反对，例如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时，引起人们暴力抗议的部分原因就是燃油价格上涨。[6]不过，碳税并非唯一的政策工具。我们有必要将讨论加以扩展，继续考察把研究转向绿色创新的其他政策杠杆。
1704516312
1704516313
1704516314
1704516315
1704516317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哪些政策可以促进绿色创新？
1704516318
1704516319
威廉·诺德豪斯对阵尼古拉斯·斯特恩
1704516320
1704516321
为研究全球变暖对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经济学家开始把气候变化纳入传统的增长模型。[7]其中一个例子是威廉·诺德豪斯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该模型中的最终产品由劳动和资本生产。[8]随着技术进步，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都逐步提高。此外，生产率与环境质量有正向关联。环境则受到经济总产出造成的气温升高的负面影响。该模型的隐含假设是，生产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继而引起全球变暖。
1704516322
1704516323
这个经济体唯一的效率缺失源于：个体生产者并不考虑其活动对二氧化碳排放乃至生产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排放形成了负的环境外部性。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个体生产者没有把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由于经济中只有这一种外部性，那么仅靠一种政策工具就足以把经济拉回有效率的轨道，这种工具就是碳税，即根据碳含量按比例对化石燃料开征的税收。采用该模型的经济学家要解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分配环境政策的负担。
1704516324
1704516325
是选择从一开始就设置较高的碳税率，给当前世代造成强烈影响；还是逐渐提高税率，让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更平均地分担成本，哪种办法更好？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选取今天与未来之间的贴现率。这也是威廉·诺德豪斯的乐观主义方法与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悲观主义方法的差别所在。
1704516326
1704516327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曾于2000—2003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他是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尤其以《气候变化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报告为大众熟知。[9]该报告由英国政府于2006年发表，是第一份由经济学家而非气候学家牵头撰写的相关报告：首次把经济学领域的人才动员起来，评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成本。该报告的结论可谓旗帜鲜明：只有采取强烈而果断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才能让我们避免世界范围内每年5%~20%的GDP损失。
1704516328
1704516329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经济学家，执教于耶鲁大学。他与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一起率先为气候变化建立模型，尤其以环境经济学研究著称，特别是上述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环、气候变化、气候灾难与气候政策等因素。
1704516330
1704516331
诺德豪斯认为，到2100年，地球气温提高3摄氏度将导致全球GDP下降2.1个百分点，提高6摄氏度会导致GDP下降8.5个百分点。[10]可见，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将非常小，因为全球GDP在一个世纪中出现8.5%的跌幅只相当于每年的增长率下降不到0.1个百分点！许多气候学家对这一乐观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严重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
1704516332
1704516333
诺德豪斯设定了一个较高的贴现率，从而赋予未来世代相对于当前世代较低的权重。他的乐观态度来自如下理念：经济增长将使未来世代比当前世代富裕得多，所以他们将有更好的条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由此建议采取更加渐进式的碳税。而斯特恩采用的贴现率较低，主张采取强烈而迅速的行动。
1704516334
1704516335
环境与定向创新[11]
1704516336
1704516337
让我们设想，某个经济体既生产内燃机汽车等污染产品，也生产电动车等非污染产品。[12]只有污染产品的生产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从而使全球变暖。技术进步的方向是朝向污染产品还是非污染产品，将由内生机制决定：取决于企业的创新决策是投入污染技术还是绿色技术。
1704516338
1704516339
在这个技术进步由内生决定的经济体中，存在两类外部性。第一类是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产品生产及其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第二类外部性则与创新的路径依赖有关：当企业决定开展污染技术而非绿色技术创新时，它并未考虑这一决定会促使自己在未来更多投入污染技术的创新。我们都会自发地在自己原本擅长的领域开展创新。如果你擅长烹饪，而不是跳舞，那你很自然地会继续关注提高厨艺，而非舞技。
1704516340
1704516341
把定向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一个源泉，可以在环境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深化相关分析，并改变议题的性质和条件。
1704516342
1704516343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启示是，即使接受诺德豪斯的较高贴现率，我们可能仍需要立刻采取行动，把创新方向调整到非污染技术上。为理解这点，可设想在初期阶段，内燃机的生产技术比电动车技术发达得多。由于路径依赖，在没有政府干预时，企业都会继续从事内燃机创新，因为这是它们最擅长的领域。于是，内燃机技术与电动车技术之间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等到未来再采取调整创新方向的政策时，将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用牙疼做类比，如果你总推迟去看牙医，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今后的治疗将需要更长时间，也更为痛苦。
1704516344
1704516345
推迟政府干预会带来多大的成本呢？无论我们采用斯特恩还是诺德豪斯的贴现率，代价都非常高昂。若采用较为合理的参数值，在两种贴现率下得出的最佳策略都是立刻把研究方向调整到绿色创新上。
1704516346
1704516347
第二个启示是，政府干预是暂时性的。一旦电动车技术追赶上燃油汽车的技术，企业就会自发地继续开展电动车创新。同样是路径依赖在起作用，但这次是对绿色创新有利。
1704516348
1704516349
第三个启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两类效率损失，即环境外部性与路径依赖，因此我们需要两种经济政策来调节。碳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环境外部性，补贴绿色创新则是为打破路径依赖。虽然如上文所述，设置较高的碳税确实会削弱污染创新的激励，但采用碳税与绿色创新补贴双管齐下的办法，则可以适度降低有效抑制全球变暖所需的碳税增幅。
1704516350
1704516351
绿色创新的推广
1704516352
1704516353
由于环境是全球公共品，一个国家对环境政策的单方面投资会让全世界受益，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所以，每个国家都希望搭便车，让其他国家承担生态行动的成本。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希望为抗击气候变化而开展有意义的国际合作？
1704516354
1704516355
当今时代，新兴国家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它们表达了对实现经济发展的合理愿望。它们的立场是，发达国家已从两个世纪的污染性增长中获益，如今不能剥夺新兴国家沿着同一路径追赶的权利，这样的理由很充分。因此，新兴国家不愿意对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做出正式承诺。
1704516356
1704516357
不过，绿色创新的推进可以改变如何以全球协同方式抗击气候变化的讨论。[13]虽然巴西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对全球层面的创新有所贡献，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以模仿和借鉴发达国家已经发明的技术为主（见第7章）。
1704516358
1704516359
假如发达国家共同决定把创新方向调整到绿色技术上，然后开放这些新的绿色技术，以促进向欠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再假设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采纳绿色技术与污染技术之间做选择。在此情形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旦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的先进程度足以与污染技术抗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更有利可图的做法是放弃旧的污染技术，转而采纳新的绿色技术。例如，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的世界领先者，并正在大力投资电池与电动车研发。
[
上一页 ]
[ :1.704516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