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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并不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全体协调行动。仅依靠发达国家之间对转向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再加上把这些技术向欠发达国家推广的坚定政策，就足以成功抗击全球变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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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推理尚未充分考虑全球化，尤其是新兴国家自由加入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把自由贸易纳入分析会给上述乐观结论带来疑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若干追求良性循环的国家单方面决定投资于绿色创新，如通过碳税或者补贴“绿色创新”等措施，停止污染创新，则这个群体之外的部分国家有可能选择成为“污染天堂”。该术语是指，这些国家专注于开展污染性经济活动，或者引进专注于污染生产和创新的跨国企业。此类企业不能继续在良性循环的国家开展经营，但可以转移到“污染天堂”。再借助自由贸易，它们可以把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追求良性循环的国家。最终，不仅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会趋于恶化，而且转向绿色创新的技术变革也会被延迟，甚至遭遇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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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避免良性气候政策的这一适得其反的后果，各国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以推广绿色技术，并给落后国家采纳这些技术提供补贴。此类政策还必须包括碳关税，对那些可以得到绿色技术，却仍选择做污染天堂的国家实施。我们不能忘记：把绿色技术推广到其他国家，对这些技术的原创国而言要付出极其巨大的成本，创新者会为此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创新会被其他国家模仿，不再能获得租金。所以原创国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补偿，这些都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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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胡萝卜）加上碳关税威胁（大棒）的组合可以增加单方面气候政策的可信度，使其效力扩展到其他国家，以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抗击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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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消费者、竞争与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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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此结束分析，我们传递的主要信息将是：若要把技术变革导向绿色创新并避免环境灾难，政府的干预不可或缺。若没有政府干预，企业会自发选择开展污染技术创新，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它们的这一倾向性将日益明显。于是污染情况会恶化，全球变暖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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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是生态转型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人？或者说，民间社会是否也能发挥作用，特别是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在他之前的阿瑟·庇古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4]他们认为，企业就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让政府来处理各种失灵问题，包括交易成本、不对称信息和负外部性等，还有用再分配等手段来缓和不平等状况。极端自由主义与强势政府的拥护者都赞成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因为两派均希望尽量压缩民间社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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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罗兰·贝纳布与让·梯若尔所述，政府能达成的目标是有局限的。[15]局限之一在于，政府官员经常受到各类利益集团的游说影响（见本书第5章）。局限之二在于，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问题，不可能仅靠任何一个国家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样借助民间社会的力量，尤其是让消费者在做选择时更多考虑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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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确实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力量。[16]因此在消费者真正关心环境的国家，汽车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会促使生产商开展更多绿色技术创新，如电动车等。这背后的基本思想很直观。我们在第4章讲过，竞争促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产品价值，以取得领先地位。类似的理念也可以适用于开展定向创新、消费者支持环境保护的经济体。在此情形下，激烈的竞争将驱动企业开展相关创新，以压低产品价格与环境影响的比率，也就是说利用更加环保的技术来超越竞争。相反，在消费者更加关心产品价格而非环境后果的经济体中，竞争加剧就不太会刺激绿色创新，反而可能使环境问题恶化。此情形可以称作“发展综合征”：竞争加剧使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导致更大的产出与更多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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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显示了美国人在1984—2019年对环境问题和经济增长关注度的变化，数据来自盖洛普调查。[17]可以看到，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在2000—2010年间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后趋势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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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美国人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偏好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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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Ga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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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算环境议题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我们采用了1998—2002年以及2008—2012年开展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SSP）的数据，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这些调查向相关国家的消费者发放相同的问卷，其中的问题包括：“为保护环境，你愿意付出多高的价格（或税收）？”以及“你是否愿意放弃一部分收入，如果确信这些钱将被用于减轻污染？”等。此类调查涉及42个国家，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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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算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我们采用了各国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世界银行编制的一项指数），以及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即经合组织的竞争指数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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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把重点放在汽车产业，以分析竞争程度与社会环保态度如何影响企业开展内燃机或电动机创新的概率。研究得出的主要发现是，在碳税之外，产品市场竞争加上消费者对环境的关心构成了强大杠杆，推动企业走向绿色创新。该结果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揭示了在碳税与研发补贴之外另一条抗击气候变化的补充途径。这一途径就是实施教育政策，以增强消费者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并加强竞争，尤其是通过开放产品市场和约束游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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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中间能源与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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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中间能源（污染小于煤炭和石油，但大于可再生能源）可供选择，我们又该如何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天然气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同属化石能源，它却被视为最清洁的碳氢化合物，其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少30%，比煤炭少50%。因此，页岩气这种非传统的天然气也作为中间能源重新受到了关注。[18]这里不对页岩气的开采做深入讨论，我们只是用它作为例子来阐述利用中间能源的利弊得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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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的页岩气已成为美国天然气市场上的革命性角色。图9.4展示了美国页岩气产量的变化，我们看到从2008年开始急剧加速（号称页岩气繁荣），产量在2008—2018年间增长了约500%。图9.5则显示，从2008年开始，天然气取代煤炭的速度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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