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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谁会成为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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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概率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根据本节的讨论需要，我们把发明家定义为在其一生中至少能获得一项专利的人。[1]图10.1a显示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人在1996—2012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一项专利的概率同他父母的收入有多大关联。[2]父母的收入以x轴的点表示，划分为百分位。该图展示了对应每个百分位的父母收入，有子女在其一生中至少获得一项专利的比率。图中的J形曲线说明，当父母的收入较低时，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很低，而且随收入的增加也没有多少提升。相反，如果进入收入分配的较高部分，特别是最高的20%，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随父母收入增加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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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历史数据的图10.1b则显示，父母收入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在更长和更早的时期里（1880—1940年）有着同样的J形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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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10.1c利用1988—2012年芬兰的数据，再次证明父亲的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之间存在这种J形关系。[4]这一相似性很令人惊讶，因为芬兰的受教育机会比美国平等得多。根据PISA项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评估成绩，芬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非常出色：在2018年的PISA阅读测试中，芬兰在77个国家里排名第7位，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排名第13位和第23位。[5]另外，芬兰从幼儿园到博士的教育完全免费提供，因此是全民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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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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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转引自A. Bell,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34, no. 2（2019）:647 -713，图1A; b.转引自U. Akcigit,J. Grigsby and T. Nicholas,“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图8A; c.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Hyytinen and O. Toivanen,“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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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J形曲线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芬兰这样平等程度高得多的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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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与家庭因素对创新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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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美国的J形曲线（图10.1a），我们首先想到两个因素。首先，父母的收入对个人能力有初始影响：遗传差异，表现在从事创新类职业的天赋和愿望上。此外，收入较高的父母还能帮助子女克服成为创新者的各种进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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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展示了个人在一生中做出发明的概率（纵轴表示每千人发明家的数量）与他的自身能力（横轴表示标准化的数学测试成绩）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三角形曲线代表父母收入属于最高的20%群体的子女，圆点形曲线代表其他父母群体的子女。对这两种情形而言，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与自身能力的关系均呈现J形曲线。即是说，能力一般的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较低，能力突出的则有较高的成功概率。图中最右侧部分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则说明，对于有类似极高天赋的子女而言，如果父母的收入状况很好，他们做出创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这种差距在能力普通的子女中间则并不突出。总之，该图证实了个人自身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显示父母收入状况对于天赋出众的孩子取得成功也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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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获得专利的比率与三年级数学测试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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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A. Bell,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34, no. 2（2019）:647 -713，图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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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自身能力同家庭环境对发明创造概率的影响，亚历山大·贝尔（Alex Bell）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划分出两组群体：位居收入分配顶部的20%群体，以及剩余的80%群体。[6]在此基础上，他们模拟了一种虚拟场景：三年级学生的自身能力在这两组群体中呈均匀分布。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社会环境对这些学生自身的能力没有影响。在此假设之下，他们证明两组学生在创新成就上的差异有68.8%（超过2 /3）可归因于社会背景。我们需要留意到，上述假设过于严格，因此68.8%的估计是个下限值，社会环境对子女们做出发明创造的概率的影响无疑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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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测，有多种影响创新的社会壁垒。首先有财务壁垒，父母收入有限会使子女在追求学业时面临不利条件。其次有知识壁垒，较富裕的父母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知识传授给子女。最后还有文化和志向的壁垒，子女会受父母期许的目标以及父母自身职业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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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描述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影响。从地理维度看，我们观察到子女所处的就业区的创新性越强，他们后来做出创新的概率也越高。从父母的职业维度看，父母从事的产业的创新性越强，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也越高。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与子女在创新领域上存在重合现象，创新者的子女如果能做出创新成果，其创新领域几乎总是与父母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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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关于发明的社会与家庭背景的数据中，我们能得出哪些启示？首先，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创新概率之间有明显关联，特别是对高收入父母群体。这种关联部分源于家庭背景对子女自身能力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因为下层家庭的子女从事创新要面临各种进入壁垒。另外还有明显的文化壁垒，子女的目标选择因为家庭出身而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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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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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芬兰时，我们看到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之间存在与美国类似的关联性，然而芬兰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美国，这个悖论何解？有研究试图对此做出回应，[7]依据是芬兰在1988—2012年的三个数据库，包括该国关于收入、社会职业状况、父母教育水平的行政数据，欧洲专利局关于12 575位芬兰发明家在此期间的数据，以及芬兰的义务兵役制度提供的全体男性国民（包括发明家在内）的智商成绩。虽然智商的测评方法有时存在争议，却与上述三年级测试成绩类似，依然可作为对个人能力的一种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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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展示的是，个人做出创新的概率与父母教育水平的关系（其中图10.3a是父亲，图10.3b是母亲）。从中可见，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越大。尤其是父母在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时，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比其他人明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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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对芬兰谜团的解释。在估计芬兰的创新概率与父母收入的关系时（图10.1c），我们也发现了熟悉的J形曲线：发明概率随父母收入上升。根据这一基本关系，我们模拟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场景：发明概率是父亲收入在全国收入分配阶梯中的位置的函数（图10.4中的实线）。区别在于，这里的父母收入不是连续测算，而是划分为多个等级。较低的收入等级位于图中的左侧，较高的收入等级位于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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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对发明概率与父亲的收入等级做回归测算，得到了与图10.1c相同的图形：发明概率随父母收入的等级上升而提高。从基本的实线开始，我们分析了在控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图中虚线），发明概率与父母收入变化的关系。[8]我们看到曲线变得略为平缓了一些，表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发明概率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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