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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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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基础研究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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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和创新者居于此前各章中揭示的熊彼特范式的核心，[16]他们依靠前人积累下的知识，投资于研究开发，以提高实现成功创新的可能性。为什么要创新？因为创新可以市场化并带来货币租金。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发挥着关键作用，保护创新者及其货币租金不被抄袭模仿侵害。这一范式为理解之前各章提到的若干事实与经验谜团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思路，不过与经济学中所有范式一样，它们反映的现实本身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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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谈谈知识积累过程。在现实中，创新不只是基于过去的创新，还更主要地依靠基础研究，后者并不遵循企业研发的逻辑和激励。学术界与独立实验室的研究者往往比企业中同等水平的研究人员待遇更低。[17]那为什么本可以在企业获得更高待遇的人会选择大学的职位呢？此疑问可以用一个词回答：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计划，他可以投入某个新项目，但在中途选择放弃，转到新路径上去探索。他可以自由地启动结果并不成功的研究项目，或未必有市场化应用前景的项目。此外，他可以同其他科研人员开放交流，自主决定与哪些人开展合作，并自由地传播推广其研究成果。因此，这是在薪酬与自由之间的一种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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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学术自由与企业的专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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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既需要基础研究，又需要应用研究？为什么基础研究主要在以学术自由为规则的大学开展，而应用研究和商业创新主要在企业进行？为简化起见，我们设想所有创新并不像之前讨论的那样只需要一个步骤，而是如图10.6所示包含两个阶段。[18]第一个阶段是基础研究的发现，例如发现一个新定律、一个新分子式或一种新的细菌。这称为阶段0，从事基础研究。之后，基于这个理念或初始发现，将有第二个发现来完成创新进程，并产生市场化的产品，例如某种疫苗或新药。这称为阶段1，从事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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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研究开发进程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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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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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段都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未必都能得到预期结果。尤其是，如果阶段0的基础研究未取得成功，则不会有后来的阶段1。从理论上讲，每个阶段都可以在学术界开展，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项目和传播成果；也可以在企业里开展，研究计划与成果传播受严格管束。那为什么现实中的基础研究大多数时候是在大学里进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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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19]基础研究尤其具有不确定性，依靠试错推进：研究者在探索新领域时，并不清楚可能有何种具体应用。允许研究者自由选择研究策略具有双重优势：其一是信息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的学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为取得最大成功概率应该如何前进、选择哪条路径以及放弃哪些方向；其二是财务优势，为换取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通常接受比企业研究人员更低的薪酬。如果在研究进程的所有阶段（包括那些并不带来更加实用的可市场化的研究）都按私人部门的水平支付薪酬，无疑会过分昂贵。最后还有第三个优势：研究人员之间的开放思想交流。基础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之间的自由交流，以及每位研究者都能在开展项目时自由地参考同行在过去获得的成果。A学者提出某个思想，但没能看到最终的结论，不过B学者知道如何把这一萌芽转化为成熟的理念，或许还能在后期（阶段1）实现市场化。如果限制阶段0的开放式思想交流，则能够进入阶段1（具有成功创新潜力）的思想流量必然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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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人员并不总能预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条研究道路（提出正确的问题与解决它们同样关键），可是对阶段1的应用研究而言，前进的方向却较为清晰。为了在阶段1实现可市场化的创新，研究队伍必须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特定的创新领域。企业的作用是预先弄清楚准备投资于哪条产品线，然后把极为准确的指令传递给自己雇用的研究人员。于是，这些研究者不能自由决定研究计划，也没有同其他研究人员交流相关工作信息的自由，因为企业必须防范创新被窃夺的风险。越是靠近市场化的创新，此类风险越突出。而自由的这种双重损失则依靠比学术界更高的薪酬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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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学术研究有三个特点：比私人部门的研究成本更低；允许研究者自由决定研究计划；允许研究者利用学术自由与其他同行开放交流。[20]妨碍学术界研究者的自由只会干扰创新进程，最终削弱新思想的流动与丰富，也不利于新的研究者进入学术界，让他们转向其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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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设想在这个世界中，每一步研究进展和每一个新定理都以专利形式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每一位应用研究者都必须为参与阶段0的所有基础研究者支付专利费，为此要承担巨大的财务和行政成本，因而可能严重制约阶段1的工作开展。例如，众多的专利拥有人可能阻塞某种新药物的研究路线，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公地悲剧”，意指公共品的产权过于碎片化，以至于妨碍了潜在的创新。[21]虽然确实应该利用专利保护商业创新及相关应用研究的产权，但如果将其滥用于基础研究阶段，则可能变得事与愿违。这个范式的另一个启示是，最具突破性的商业创新更容易出现在更自由的制度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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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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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基础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对创新有何影响？菲奥娜·穆雷等人（Fiona Murray, 2016）在《论老鼠与学术》一文中以美国的生物学界为例，分析了削弱基础研究的产权（相当于扩大开放度）的自然实验对创新的影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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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老鼠身上做实验对推动生命科学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在30年前，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科学革命：人们有能力培育经基因改造的老鼠，例如可以加入或删除一个导致癌症或糖尿病的基因。[23]类似基因实验在超过1.3万只老鼠身上开展，每个实验都在科学期刊上刊登出首发成果。我们可以把此类首发文献称为“老鼠—论文配对”。这一技术革命包含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发展出了Onco（癌基因）技术，用于制造“肿瘤老鼠”（Onco Mouse，源自希腊语中的肿瘤一词onkos），即植入致癌基因的转基因老鼠，使之有很高概率患上特定类型的癌症。[24]做这种基因改造的目的是推进癌症研究。1988年，该发明获得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批准。杜邦公司由于为此研究提供了部分资助，因而掌握了该专利的排他性控制权。接下来的第二步，杜邦公司开发出了Cre-lox（重组酶）技术，通过它可以制造出特定基因能被打开或关闭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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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实验的由来如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要求杜邦公司同美国政府及杰克逊实验室（Jackson Labs） ——位于缅因州巴尔港的老鼠资源库——签署与Onco和Cre-lox技术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作用是取消杜邦公司的产权，让学术研究者更容易获得这两项技术以及由此改造的老鼠。Cre-lox和Onco技术的谅解备忘录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签署。于是通过备忘录签署前后的情况变化，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技术的获取便利性是否对基础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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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分析，这一自然实验应该首先带来基础研究中的新思想的更多涌现，然后会促进研究理念的多样性和新奇性。穆雷等人看到的结果正是如此。具体来说，他们分析了截至2006年引用过一次或多次1983—1998年“老鼠—论文配对”文献的全部论文。总计有2 171篇这样的原始配对文献，被引用次数超过43.2万。这些学者发现，在Cre-lox技术备忘录签署后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与经过该技术改造的老鼠有关的配对文献的引用次数增长了近20%;第二，引用次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有新鲜内容的论文、[25]新作者发表的论文、之前从未引用过此类配对文献的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以及新创立的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Onco技术备忘录产生的效果与之类似。由此可以认为，提高基础研究的开放性确实促进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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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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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测序是另外一个案例，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基础研究的发现产生负面效果。对此的开创性研究来自海蒂·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 2013）。[26]基因组测序意味着分析构成基因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基因是DNA片段，包含制造一种或多种蛋白质的指令。这些蛋白质决定每个人的全部显性特征，名为表型（phenotype）。基因型（genotype）是指一个人的基因构成，它会导致每个人特定的表型。由于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联系，“异常”基因会给出制造异常蛋白质的指令，引发病症。[27]例如，囊性纤维化、血友病或亨廷顿病等遗传疾病就是由病人的基因所致。DNA测序的意义何在？它可以给我们展示基因型与表型的具体联系，以便检测出疾病，并可能开发出基因疗法，即尝试用健康的基因替代导致疾病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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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威廉姆斯构建了一个数据库，以追踪基因组测序的时间进展。从图10.7能看到，该领域的两个主要参与者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牵头协调的公共资金支持研究项目；以及赛雷拉公司（Celera Corporation），专业从事基因测序的私人企业。1998年创立的赛雷拉公司拥有若干基因的知识产权，从1999年启动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但在2001年中断，只完成了部分基因的测序（名为“赛雷拉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则始于1990年，目标是把全部测序成果公开。该计划持续到2003年，完成了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也包括赛雷拉基因。到2003年4月，全部基因的测序信息都已免费提供给公众，包括被人类基因组计划重新测序的赛雷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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