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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实验的由来如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要求杜邦公司同美国政府及杰克逊实验室（Jackson Labs） ——位于缅因州巴尔港的老鼠资源库——签署与Onco和Cre-lox技术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作用是取消杜邦公司的产权，让学术研究者更容易获得这两项技术以及由此改造的老鼠。Cre-lox和Onco技术的谅解备忘录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签署。于是通过备忘录签署前后的情况变化，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技术的获取便利性是否对基础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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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分析，这一自然实验应该首先带来基础研究中的新思想的更多涌现，然后会促进研究理念的多样性和新奇性。穆雷等人看到的结果正是如此。具体来说，他们分析了截至2006年引用过一次或多次1983—1998年“老鼠—论文配对”文献的全部论文。总计有2 171篇这样的原始配对文献，被引用次数超过43.2万。这些学者发现，在Cre-lox技术备忘录签署后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与经过该技术改造的老鼠有关的配对文献的引用次数增长了近20%;第二，引用次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有新鲜内容的论文、[25]新作者发表的论文、之前从未引用过此类配对文献的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以及新创立的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Onco技术备忘录产生的效果与之类似。由此可以认为，提高基础研究的开放性确实促进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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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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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测序是另外一个案例，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基础研究的发现产生负面效果。对此的开创性研究来自海蒂·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 2013）。[26]基因组测序意味着分析构成基因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基因是DNA片段，包含制造一种或多种蛋白质的指令。这些蛋白质决定每个人的全部显性特征，名为表型（phenotype）。基因型（genotype）是指一个人的基因构成，它会导致每个人特定的表型。由于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联系，“异常”基因会给出制造异常蛋白质的指令，引发病症。[27]例如，囊性纤维化、血友病或亨廷顿病等遗传疾病就是由病人的基因所致。DNA测序的意义何在？它可以给我们展示基因型与表型的具体联系，以便检测出疾病，并可能开发出基因疗法，即尝试用健康的基因替代导致疾病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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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威廉姆斯构建了一个数据库，以追踪基因组测序的时间进展。从图10.7能看到，该领域的两个主要参与者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牵头协调的公共资金支持研究项目；以及赛雷拉公司（Celera Corporation），专业从事基因测序的私人企业。1998年创立的赛雷拉公司拥有若干基因的知识产权，从1999年启动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但在2001年中断，只完成了部分基因的测序（名为“赛雷拉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则始于1990年，目标是把全部测序成果公开。该计划持续到2003年，完成了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也包括赛雷拉基因。到2003年4月，全部基因的测序信息都已免费提供给公众，包括被人类基因组计划重新测序的赛雷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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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基因测序的关键事件的时间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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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 L. William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Human Genom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1, no. 1（2013）:1 -27，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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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3年，赛雷拉公司试图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它已经做完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尚未开展的那部分基因测序。设想另一家公司（如辉瑞）根据赛雷拉已获得知识产权的某个基因发现了某种遗传病的检测方法。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辉瑞公司与赛雷拉公司最后会达成一份互利的授权协议，使该检测的累积式研究进程不会遇阻。然而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例如当研发成本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两家公司或许就无法达成协议，使基因检测方法不能被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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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雷拉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涉及相关基因的科学发表有何影响？海蒂·威廉姆斯的研究显示，在赛雷拉公司的基因信息于2003年被人类基因组计划重新测序并公布之前，与之有关的研发活动比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并立刻公开的其他基因少20%~30%。此外，赛雷拉基因产生的科学发表成果在2001—2009年比其他基因少大约40%。最终使得赛雷拉基因被用于诊断检测的机会减少了38%。因此，该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都造成了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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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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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多步骤研究模型试图解释，为什么基础研究要在大学开展，而应用研究多见于企业。但在现实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这一区分并不如模型所示的那般鲜明。首先，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应用性或偏向基础性的大量研究。其次，在给予研究者充分自由的大学与完全指挥其行动的企业之间，还有些企业允许研究人员有部分自主权，例如谷歌公司。最后，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也经常有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基础，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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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研究区分了企业内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28]许多企业有不止一家工厂，往往对应不同的产品线，这些产品线可以属于相同或不同的产业部门。该研究表明，一家企业内部经营的产业部门数量越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就越多。对此的基本解释是，基础研究要为多个产业的应用研究发挥阶段0的作用，而应用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特定产业。这个例子让我们再次看到，基础研究促进了创新的多样性。当然，由于基础研究会带来比应用研究更多的正外部性，而这些外部性对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同样有利，故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通常还是不足。[29]因此，政府与大学仍然要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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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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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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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5章提到了创新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观念。然而如本章所示，个人成为创新者的机遇存在严重不平等，尤其是，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子女做出创新成就的关键决定因素。相应地，学校在促进机会平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有效传播知识，并激发学生成为未来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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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还把创新描述为一个多步骤的进程，从基础研究起步，再进入更实用阶段，并推出市场化的新产品。我们强调了大学作为学术自由和开放精神的守护者的角色，这些环境对保证基础研究必不可少，而应用研究阶段自然更适合在企业内部开展。至于大学的治理及其与外部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何有助于它们发掘最大的创新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尚待探究的课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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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注意到，从更为广泛的创新视角看，这一定义或许过于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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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ex Bell, Raj Chetty, Xavier Jaravel, Neviana Petkova, and John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4, no. 2（2019）:647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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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 Akcigit, J. Grigsby, and T. Nicholas,“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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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ri Hyytinen, and Otto Toivanen,“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该研究对于发明的定义是，向欧洲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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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看数学和科学的测试成绩，则芬兰在77个国家里排名第10位，美国和法国分别居于第25位和第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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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ll, Chetty, Jaravel, Petkova, and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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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ghion, Akcigit, Hyytinen, and Toivanen,“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