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16810
注：发达国家的样本包含27个经合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包含自1960年以来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国家。
1704516811
1704516812
资料来源: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AmericanEconomicReview105, no. 10（2015）:3150 -3182（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www. ggdc. net/ pwt）; World Bank。
1704516813
1704516814
在1961—2017年间，预期寿命的趋同比人均收入更显著，这一事实与创新直接相关，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现的青霉素和抗生素，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医疗进步传播到欠发达国家。安格斯·迪顿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在1900年之前，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高于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10]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疫苗的引进和其他技术进步，这一现象被逆转。与之类似，在1950年之前，预期寿命提高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而在此之后，50岁以上的人的预期寿命则大幅提高。虽然该进步有部分是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吸烟的减少，但创新依然功不可没。例如，治疗高血压的利尿剂的发明，使美国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随后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
1704516815
1704516816
总而言之，创新在20世纪让全球的人类预期寿命得以显著提高，并使富国与穷国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的预期寿命趋同。不过，创新的光明面因为黑暗面的存在而部分失色，这是下文的主题。
1704516817
1704516818
创新与健康：黑暗的一面
1704516819
1704516820
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如图11.3所示）。[11]
1704516821
1704516822
1704516823
1704516824
1704516825
图11.3 美国不同种族和民族50~54岁人口的死亡率变化
1704516826
1704516827
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2017）:397 -476，图1。
1704516828
1704516829
凯斯与迪顿强调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所谓“绝望而死”现象的增加，意指由于自杀或物质滥用而死。图11.4显示了50~54岁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由于绝望而死的比率的变化，以及同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年龄段的平均死亡率的对比。在美国，该群体因绝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对等情形。凯斯与迪顿指出，此类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低技能群体中。而前文已提到，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与收入受创新的冲击最严重。
1704516830
1704516831
1704516832
1704516833
1704516834
图11.4 各国50~54岁人群的绝望而死现象
1704516835
1704516836
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2017）:397 -476，图5。
1704516837
1704516838
对于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逆转趋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工作保障被削弱，并带来家庭不稳定加剧等后果。我们已告别了过去的世界——人们可以预期把整个职业生涯放在一家公司，从事一种工作，有确切的向上发展轨迹——走向一个创造性破坏成为惯例的新世界。创造性破坏尤其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贵族”群体，他们的工作、地位和收入丧失的风险加剧。这种风险感受导致的焦虑造成抗焦虑药品、阿片类药品与酒精的消费增加，继而使药品滥用、酒精中毒、肝病与自杀的风险提高，这些都引发死亡率的上升。
1704516839
1704516840
丹尼尔·苏利文（Daniel Sullivan）与蒂尔·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裁员对美国的死亡率有显著影响。[12]该研究利用20世纪70—8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就业与收入的行政数据，并与1980—2006年的死亡率匹配，主要分析在失业前为同一家雇主至少连续工作3年的员工。发现这些员工的死亡率在失业后的1年上升了75%以上，并长期稳定在比未失业情形高出10%~15%的水平。该研究随后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潜在因素。从短期看，死亡率上升主要来自解雇导致的平均收入降低（50%~70%），以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加（20%）。从长期看，收入降低依然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后果是个人对健康的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
1704516841
1704516842
丹麦奇迹
1704516843
1704516844
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13]她指出，当国家采用较完善的安全网保护遭遇失业的群体时，裁员对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1704516845
1704516846
丹麦与美国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1993年，丹麦在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中引入了名为“弹性保障”的新体系，它包含两个支柱。首先，企业的解雇程序被简化，例如给离职金设限额，很少发生诉讼，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14]其次，作为提高灵活性的补偿，有两种类型的保障：相当于工资90%的失业金（但金额有封顶），最长领取时间达三年；加上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大力投资，让劳动者尽快掌握返回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
1704516847
1704516848
在这一研究中，罗莱特主要依据丹麦在1996—2013年的若干行政数据库，包括个人纳税记录、与员工信息匹配的企业层面信息、失业保险机构的数据以及死亡记录等。为测算失业对个人健康或药物上瘾的负面影响，她利用了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购买记录以及酒类消费作为指标。反映健康恶化的其他指标包括住院记录和医生的疾病诊断记录等。罗莱特对比了在2001—2006年间关闭的就业机构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与就业机构未受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如年龄、工作履历和技能等）类似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企业关闭似乎对各种健康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包括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消费以及找全科医生咨询的次数等。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企业关门对其员工的死亡率也没有显著影响。
1704516849
1704516850
丹麦与美国的对比意味着，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存在与否，对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健康和预期寿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将考察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也存在这一现象。
1704516851
1704516852
1704516853
1704516854
1704516855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92]
1704516856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
1704516857
1704516858
人均GDP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程度提供了具体而客观的测量。不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人均GDP，为什么把人均GDP增长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比较确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幸福感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上升。[15]不过，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指出，相对于全体人口的比例而言，1970年感觉“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并不比1942年更多。[16]身处一个极端的人们认为，我们必须追求人均GDP的客观增长，因为这是一切繁荣和就业的源泉。另一个极端则是反增长派，他们认为人均GDP增长及支持此类增长的政策是不幸福的根源：导致环境退化、不平等恶化，并给大多数国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压力和不安。
1704516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