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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几位经济学研究同行，如让-保罗·费杜斯、阿马蒂亚·森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认为除了人均GDP，我们还应该把其他发展指标纳入考虑，特别是反映环境、教育和健康的质量，以及控制失业和不平等的内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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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前各章到本章，我们讨论过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如何促进人均GDP增长同其他发展目标的协调。这里还能更进一步：来自民意调查的新数据让我们能够直接分析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同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指数有何联系。不过与之前一样，在深入解析数据之前，我们最好还是从理论视角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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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做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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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第一个效应是消灭工作岗位，从而提高了劳动者失业的概率。这至少会在短期破坏幸福感，尤其是当失业导致短期收入立即而显著下跌，并增加了更长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反映这一短期满意度打击的最佳民意调查办法是询问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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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效应是创造新的岗位，从而提高未来找到新工作的概率。除此之外，创造性破坏还会推出新的业务、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使消费者的货币变得更有价值。创造性破坏的“创造”一面大多在长期发挥作用，通常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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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第三个效应，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未来的收入前景变得更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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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理论推导能够得出至少四个可以开展实证检验的预测：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增加压力或焦虑，主要源于它提高了人们遭遇失业的概率；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促进增长、创造就业，这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在短期内消极影响占据主导，积极效应在更长期里较为突出；最后，当失业保障较为充分时，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效应也更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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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论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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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工作替换率（新工作对旧工作的替代）或机构替换率（新机构对老机构的替代）来客观衡量创造性破坏的力度。而对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盖洛普的健康之路项目（Heathways）在2008—2011年开展的民意调查。盖洛普公司通过对近1 000名随机抽取的美国人的电话访谈，收集了超过35万个对其问卷的回答，据此测算出生活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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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指标与生活满意度相反，是记录受访者报告的焦虑程度。它来自对如下问题的二选一回答：你是否在昨天的很多时候感到担忧？第二个指标基于坎特里尔阶梯表（Cantril ladder），该表源自以民意调查研究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坎特里尔。[18]坎特里尔阶梯表是基于如下问题：设想有个自下而上从0到10排列的阶梯，顶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好生活，底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差生活，你感觉自己此时正站在哪级阶梯上？你预计自己在五年后会站在哪级阶梯上？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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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满意度指标对创造性破坏有何反应？[19]图11.5表明：创造性破坏增加了焦虑，但在控制了创造性破坏对失业的影响后，程度将减轻（虚线）。或者说，失业是创造性破坏加剧焦虑的作用渠道之一，但并非唯一渠道。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或许能看出，学历过时以及更普遍的失去企业中的位置也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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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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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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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a则显示，即使考虑到对失业的影响（实线），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总体效应仍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工作破坏的负面效应被工作创造和增长的正面效应抵消了。而当我们忽略对失业的负面影响时，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具有积极效应（虚线）。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第一个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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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b是类似的情形，但利用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作为满意度指标。从中可以发现，较高的创造性破坏率对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提升甚至超出当前情形，两条曲线都比图11.6a中的对应曲线更为陡峭。事实上，即使我们考虑创造性破坏对失业造成的影响（实线），其整体效应仍然为正面。也可以说，当人们展望五年后的情形时，他们通常会淡化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应（即失业），而强调其正面效应（即工作创造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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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11.7比较了美国失业保障较为慷慨的各州（图11.7a）与失业保障较差的各州（图11.7b）。这些图表明，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效应（用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测算）在失业保障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由此证实了类似丹麦模式的失业保障或弹性保障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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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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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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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失业保障较好与较差地区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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