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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Kerr,The Gift of Global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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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ee P. E. Stephan and S. G. Levin,“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to US Science by the Foreign-Born and Foreign-Educated,”PopulationResearchandPolicyReview20, no. 1 -2（2001）:5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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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ee P. Aghion and A. Roulet,Repenserl’État（Paris: Seu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 République des idé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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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X. Jaravel and E. Sager,“What Are the Price Effects of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U. S. and Implications for Quantitative Trade Model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no. 2019 -068,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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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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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第14章 投资型政府与保障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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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平息，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就开始呼吁回到最小政府，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尽可能减少公共支出既有利于平衡财政预算，又能降低税收，而降低税收将帮助企业恢复利润水平，为增长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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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逻辑忽略了如下事实：在自由放任经济中，自行其是的经济行为人（无论个人或企业）通常会对知识和创新投资不足。原因在于，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投资对未来创新的正外部性。例如，个人在对自身做教育投资时不会考虑这将给同事或家人带来的积极效应。又如，企业在对创新做投资时也不会考虑其取得的技术进步对将来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投资型政府为促进知识和创新经济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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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证，自由放任经济往往会导致不平等恶化，社会流动性下降，并忽略创造性破坏（尤其是失业）对健康与福利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保障型政府，帮助人们防范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伴随的风险。政府作为保险人的角色不限于应对异质性风险，还能帮助个人和企业防范宏观经济衰退，特别是由于战争、重大金融危机或流行病疫情等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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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探讨：历史上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对创新引领型增长至关重要的、可以扮演投资人和保险人角色的政府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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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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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战争的威胁与投资型政府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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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于1918年发表题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的演讲，认为政府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内拥有宣布正当使用武力的垄断权”。[1]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一种政治组织，通过特定的管理结构，有能力直接或通过授权执行法律和征收税赋。政府实现此类目标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军队、法院和警察等机构来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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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秩序为什么不足以带来创新引领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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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则永远都不会有工业革命或增长起飞。我们可以回顾下创新引领型增长所需的三个熊彼特式杠杆：累积式的知识进步，让每个发明家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对创新租金的保护，尤其是通过专利制度；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摧毁过去创新的租金，由此可能激起昨日的创新者对新进步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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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皇帝或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威，非常符合韦伯定义的国家政府的功能。然而，这样的权威并不利于技术创新的发展。首先，大多数国民缺乏教育；其次，没有权力分立来保证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自由；再次，缺乏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例如，法国的国王与贵族可以在任何时候剥夺商人或工匠们的租金。当时也没有创造性破坏，因为那样的社会必须防止个人的财富和权势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对当权者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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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进化的第一步是英国在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然后是法国在1789年的大革命。其做法是通过扩大议会的权力来限制君主的权威，一些新兴经济势力可以在议会中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2]于是出现了走向孟德斯鸠主张的分权的渐进运动，得以限制权力滥用，给经济行为人（尤其是企业主）提供保护。[3]在历史上，对租金的保护和专利体系的建立也是源于这个制度进程，专制色彩逐渐减弱，权力分享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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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同属渐进性质的步骤涉及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与托尔斯腾·佩尔松（Torsten Persson）所说的政府的财政能力，即获取税收并将其投入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主要公共服务的能力。[4]贝斯利在致敬阿瑟·刘易斯的演讲中引用了两句话。[5]第一句出自刘易斯本人：“自动持续增长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国家有本土的企业家和公务员队伍，以及充分的储蓄和纳税能力。”[6]第二句出自约瑟夫·熊彼特：“人类的财政史是人类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政府必须抽取的经济血液，以及这些资源被用到哪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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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描述了18个国家的财政能力随时间的演变。[8]每条曲线都代表采用特定税收工具（所得税、代扣所得税、增值税等）的国家的占比变化。例如，S形的实线表明所得税逐渐被18个国家采用，与某种通用技术的普及曲线类似（见本书第3章）。一开始，很少国家实施所得税。此后，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明显起飞，直至样本中的所有国家都采纳。代扣所得税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虚线）以及增值税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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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各国都逐渐决定开征这些税收？下面我们尝试做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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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18个国家的财政能力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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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