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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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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4章里，我们把政府视为同质性的单一体。但在现实中，政府是个复杂的综合体，由愿意献身公共服务的人构成，但这些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并对各种激励做出响应，包括财富、职业发展或地位等级的激励等。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让-雅克·拉丰还就此引发过一起公共事件，那是在1997年，若斯潘总理创建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French Council of Economic Analysis）之后不久，拉丰教授在委员会面前讲出了上述常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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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政府的行动更多取决于约束权力的制度保障，而非行使权力的具体人物的个性。本章将集中讨论限制政府行政部门同私人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制衡机制，这种勾结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妨碍创造性破坏过程以及新企业进入市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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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政府行政部门有哪些优点和缺陷？从理论上讲，有哪些宪法工具可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司法部门作为制衡权力有怎样的作用，有哪些局限？为什么媒体和民间社会对确保权力分立与有效制约行政权力不可或缺？为什么创造性破坏取决于市场、政府与民间社会形成的恰当的三角关系？这些将是本章要回答的具体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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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政府对创造性破坏的妨碍：威尼斯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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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妨碍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迭戈·普加（Diego Puga）与丹尼尔·特雷弗勒（Daniel Trefler）通过分析威尼斯在中世纪的兴衰历史揭示了这点。[3]威尼斯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推行开放贸易，实现了巨大的繁荣，但从14世纪初开始走向自我封闭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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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阶段，开放贸易得到了三个重大制度创新的支持，得以约束作为共和国政府首脑的总督（doge）的权力。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于1172年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组织：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由贵族代表和由提名委员会每年更新的100名成员共同组成，形成了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在之后几十年中，大议会利用其权力逐步通过另外两个制度创新来制约总督。其一是设立就职宣誓制度，为担任职务，总督必须当众宣誓服从大议会设定的所有限制规范。这意味着总督不能侵占政府资产，或者在司法纠纷中偏袒自己。其二是另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大议会选举产生，要求总督在做任何重大决策前必须同该委员会协商。这些制度创新促进了独立的法官、处理合同与破产的新法规以及首个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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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类名为“联合会”的合同安排，它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身。[4]这种合同为远途贸易服务，而贸易是威尼斯当时的主要收入来源。最简单的联合会合同是投资人与行商双方达成的协定，投资人提供商品，行商负责运输及出售，主要面向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合同里约定好风险和利润的分配办法。联合会合同让威尼斯的很大一部分人群能够参与国际贸易，推动城邦步入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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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合同类似于我们在第12章介绍的投资人与创新者之间的协议，给远途贸易提供了融资的可能，此类业务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商品、船只等），成功概率较低但回报极为丰厚。该制度还给通常出身贫民背景的威尼斯行商提供了机遇，使他们能够加入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可以同贵族一起参与政府事务。这样的过程伴随着更多的创造性破坏：每出现新一波通过联合会制度致富的行商，都会削弱属于之前精英群体的利润份额和政治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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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行动不久也随之出现。1286年，大议会规定，父亲和祖父不曾担任大议会成员的新候选人将不会被自动接纳。1297年，大议会又投票决定，在过去四年曾服务于大议会的成员将自动连任。这种制度倒退被称为“封闭”（Serrata），随即造成经济倒退。首先，联合会制度被限于威尼斯最有权势的贵族家庭才能采用。其次在1314年，贸易活动被部分国有化，对希望从事商业的上进者课以重税。从1297年实施封闭制度开始，普通人参与的联合会合同的数量和占比大幅下降（见表15.1）。与此同时，大议会中分配给寡头们的平均席位数开始增加，在1339—1342年达到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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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平民参与联合会合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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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D. Puga and D. Trefle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2（2014）:753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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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贸易被贵族们垄断，由此导致了威尼斯经济的衰败，其人口数量在1400—1800年持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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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到了其他类似案例，当权的政府官员由于担心创造性破坏会侵蚀自己的权力，而选择阻碍经济增长。[5]例如在奥斯曼帝国，迟至古腾堡印刷术发明300多年后的1727年，当局才允许开设第一家印刷厂。他们的想法是限制新思想的传播，故意压低民众的识字率——直至1800年该国的识字率依然低于3%。该书还提到15世纪的西班牙，当时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受到行会制度的严密控制。另一个例子是俄国，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导致该国禁止开办新型棉纺厂与金属铸造厂，以避免出现有组织的聚集起来的工人阶级，另外还限制铁路的发展，以防止人口流动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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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创新需要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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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主制度对技术前沿的创新至关重要？最关键之处在于，在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较小，政权更难被腐蚀。随着腐败的减少，创新将会增加。[6]这是因为，首先，腐败减少有利于新企业和新技术的市场进入，图15.1a显示了一国的反腐败指标同新企业进入壁垒之间的负向关联。[7]其次，新企业进入会促使在位企业加强创新，以应对新的竞争对手，如图15.1b所示，一国的反腐败指标同人均专利数代表的创新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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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罗列了20世纪最具革命意义的创新成果，并指出它们都产生于民主国家。[8]拉里·佩奇（Larry Page）与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能够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研究中开发出后来成为谷歌搜索的软件，首先应归功于他们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希望探索的方向，在决定论文题目时无须遵从导师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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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腐败、规制和创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