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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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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民间社会的作用时，我们难以忽略媒体作为扩音器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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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体的积极作用的案例研究。媒体的用处之一是向公众发出政府滥用权力的警报。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队在阿布格拉布监狱虐待囚犯的照片和视频被曝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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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电视台收到一组照片和视频文件，详细展示了伊拉克阿布格拉布监狱的虐囚行为。作为美军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联系该新闻台的负责人，请求至少暂时不要播放，以保护美国驻伊部队。可是三周后，CBS新闻台获知《纽约客》杂志可能发表这些照片，为避免坐失独家报道的良机，CBS将照片公布，丑闻就此被掀开。到2006年，监狱管理权被转交给伊拉克政府。该丑闻的揭发，尤其是利用水刑的行径，迫使美国政府下令任何政府机构在审问时禁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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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独立媒体的存在是民间社会影响政府的一种手段。此外，媒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对它们发挥权力制衡作用提供了助力。身份的独立与竞争的存在这一双重自由让社会合同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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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新冠疫情在不同程度上给审查和胁迫媒体提供了借口。为了给压制新闻自由寻找合法性，许多国家的政府以打击“假新闻”为旗号，号称要确保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这是它们不时用来窒息独立媒体的伎俩。也就是说，疫情变成了政府打压民间社会、巩固自身权力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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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中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称，记者们不对抗击疫情做贡献，反而散布虚假消息和不实言论，简直比病毒还要危险。他指责反对派的媒体“对自己的祖国发起战争”。在印度，最高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指示媒体只能参考和发表官方对疫情发展的说法，宣称这是防止广泛恐慌的必要之举，并呼吁媒体应该有“责任心”。2020年3月30日，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授予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无限期的施政令治理权，并对散布有关病毒或政府措施的“虚假信息”的行为处以最高可达5年的刑罚。由此可见，某些专制主义政权有可能利用公共卫生危机强化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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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控制总是具有政治意义，但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突出。控制手段从内容审查到针对个人的直接威胁不等，如肆意收监或者暴力伤害等。例如，摩洛哥、约旦和叙利亚以可能传播病毒为由，禁止出售新闻用纸。审查行动加强伴随着新闻记者遭到攻击、威胁或监禁的数量增加，例如在土耳其、约旦、津巴布韦和乌克兰等国。另外，记者们对数字跟踪软件的使用也感到担忧。这些工具原本是为了帮助抑制新冠病毒扩散，但也被用来监视媒体。在自我审查已成为常态的许多国家，威胁和监视被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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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6.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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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创新经济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执政权力的监督可以约束政府官员同试图维护租金的在位企业勾结，也就是说，权力监督有助于支持新的创新企业进入，从而促进创造性破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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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行政权力的第一种方式是宪法。在不完备合同的环境下，宪法确立了成体系的习俗和权力分享规则，特别是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权力分立，以及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宪法还决定了立法机构成员的选举制度及议会内部的投票规则、参与议案修订的权利、申请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利及官员任期限制等事项，这些都对执政者的权力范围和约束具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离开积极而警惕的民间社会的支持，所有这些宪法保证也只能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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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经济体的良好运转，需要市场、政府和民间社会构成的三角关系的支撑。市场提供创新激励，构筑创新企业彼此开展竞争的框架。政府保护创新形成的财产权利，确保合同执行，并充当投资人和保险人的角色。民间社会，包括媒体、工会、非营利组织等，帮助或呼吁落实制约行政权力的宪法条款，并保证市场运行有更高的效率、道德标准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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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充分动员的民间社会可以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向规制更完善、包容性更强、给国民更多保护、对环境更为友好的体系发展。当然，这种演化不是直线式的，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速率。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哪些不同类型？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理想模式？下一章将讨论这些问题，并给我们的创造性破坏探索之旅做最后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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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ean-Jacques Laffont,“Étapes vers un État moderne: une analyse économique,”in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December 16,1999, on State and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CAE,Etat et gestion publique.Actes du Colloque du16décembre1999,117 -150,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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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经济史上随处可见在位企业同政府勾结，以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的例子。这样的勾结在全国层面和地方层面比比皆是。德国的鲁尔-萨尔地区是地方层面勾结的典型案例，12世纪末，当地的在位企业借助地方政府来阻碍新企业进入，理由是扰乱本地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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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iego Puga and Daniel Trefle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2（2014）
:753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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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欧洲其他地方，此类合同被称为康曼达（comm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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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hilippe Aghion and Alexandra Roulet,Repenserl’État（Paris: Seu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 République des idé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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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腐败感知指数是由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发布，根据专家和企业高管对一个国家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的感知来排名。得分接近0代表腐败非常严重，接近100代表腐败程度较低。产品市场规制指数（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 index）由经合组织编制，是测算公共政策对产品市场竞争的促进或限制程度的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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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ános Kornai, “Innovation and Dynamism: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Technical Progress,”EconomicsofTransition18, no. 4（2010）
:629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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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完备合同理论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重视，为此将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Oliver Hart与Bengt Holmström。我们推荐相关参考书目: Oliver Hart,Firms
:Contracts:and Financial Structure（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最早两篇利用该理论来分析宪法的本质和作用的论文为: Philippe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Incomplete Social Contracts,”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1, no. 1（2003）
:38 -67; and Philippe Aghion, Alberto Alesina, and Francesco Trebbi,“Endogen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9, no. 2（2004）
:565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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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ontesquieu,Del’espritdeslois（Geneva: Barrillot & fils, 1748）;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 ed. and trans.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and Harold Samuel Ston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Friedrich A. Hayek,TheConstitutionofLiberty（Abingdon, UK: Routledge, 1960）; James M. Buchanan,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Democrac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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