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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Toke S. Aidt and Peter S. Jensen,“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Franchise Extensions and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in Europe, 1820 -1938,”EuropeanEconomicReview72（2014）:5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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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例如，1830年法国革命（光荣三日）;1848年的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民族之春）;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当时的若干重大革命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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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在此之前，宪法规定只能在法律通过前做合宪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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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场运动的名称强调要超越传统政党，创立新的党派，无疑为选举胜利发挥了决定性推动作用。马克龙的当选还得益于当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左右两翼提名的初选候选人的定位都比较极端化，同时右翼初选获胜者François Fillon诉讼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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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这些名为“马克龙法律”的法规于2017年9月22日签署生效，限制了滥用解雇的损失赔偿金额，确立了企业内部劳资谈判的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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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以这种程序制定的法规被称为法令（ordonnances）。当然，这一过程中议会并没有完全缺位，而是有两次表决。第一次是通过法律，授权政府在特定领域颁布法令。第二次是修订这些法令。不过议会的作用受到了严重限制，不仅是因为议员们难以修订已经生效的法令，也由于拒绝批准法令会引发不信任投票，导致他们自己的辞职和重新举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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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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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结语 资本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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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年里，不平等恶化，经济增长停滞，极端天气加剧，如今的新冠疫情又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对孤立主义者和终结全球化、反对增长、放弃资本主义的倡导者而言，这些真实现象提供了论争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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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正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没有人否认，尤其在缺乏规制时，资本主义会产生若干消极后果：加剧不平等，导致弱肉强食；制造社会分裂，破坏共同体精神；动摇就业稳定性，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增大精神压力；放任在位企业借助游说活动阻碍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加速全球变暖和气候危机；诱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类似1929年或2008年的严重衰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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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彻底抛弃资本主义并非解决之道。20世纪见证了另一种制度的大规模实验：苏联及中东欧部分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那个制度没能给人们提供开展前沿创新所需的自由与经济激励，参与实验的各国也未能超越中等发展水平。[1]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的一位著名人物亨利·韦伯（Henri Weber）曾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军人物，后来成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与欧洲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他在解释自己皈依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程时提到北欧国家的经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党人近距离目睹了苏联的农业和企业集体化的灾难，率先打破了推行生产工具社会化和以中央计划委员会管理经济的教条。在控制和调节经济方面，根本没有必要剥夺管理者，把企业国有化，或者消灭市场……也没有必要让社会失去企业家们的创造力、经验智慧与活力。在适当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激发他们的才干为公共利益服务。”[2]市场经济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因此从本质上具有破坏性。但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实现繁荣的强大发动机，把人类社会推高到两个世纪前不可想象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是否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诸多严重缺陷，作为创造繁荣和战胜贫困的必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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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试图深入理解创造性破坏的增长进程与竞争、不平等、环境、金融、失业、健康、幸福和工业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贫困国家如何追赶富裕国家。我们分析了在恰当约束执政者的前提下，政府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财富创造，同时解决上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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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从市场力量各行其是的放任自流型资本主义转向政府和民间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资本主义，可以在不打击创新的同时提高社会流动性，缩小不平等差距。我们还看到，如何能够用恰当的竞争政策制止增长下滑，如何能够把创新方向转向绿色技术，以应对全球变暖。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可以不放弃全球化，而是通过创新投资提升自身竞争力，利用有效的安全网保护失去工作的国民。最后我们发现，在民间社会的必要支持下，可以制约过去的创新者同政府官员勾结，防止他们拆掉身后的梯子，阻碍后来的创新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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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或许会批评我们太幼稚，对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过分乐观，他们的理由是许多国家目前的制度极为僵化，并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充满了灾难、不公、世界大战和殖民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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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我们是该追随美国更具创新力的模式，还是德国和北欧国家更具保障性的模式？我们是否必然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设想一种兼具各自模式的积极元素的“两全其美”型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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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非此即彼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分为“残酷资本主义”与“温和资本主义”。[3]美国是残酷资本主义模式的化身，北欧国家则是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代表，还有程度略轻的德国。依这种观点看，只要技术前沿的创新依赖于强大的金钱激励，追求前沿创新的国家就应该放弃保障和平等的目标，或者说，它们需要抛弃温和模式，迎来更残酷的资本主义。而对选择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靠模仿前沿国家的技术发明。这些国家能给民众提供更大的平等和保障，但增长最终依赖奉行残酷模式的国家的进步。可以认为，奉行残酷模式的国家在为世界其他地方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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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德国及北欧国家之间的比较，能够支持上述看法吗？我们首先来比较这些国家的创新成就。表C. 1表明，在2010—2017年间，美国每百万居民的年均专利数量远远领先于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在引用次数最多的前5%的专利中，美国的优势更加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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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1 2010—2017年各国专利数量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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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atstat，作者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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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2展示了这些国家在不平等和贫困方面的表现。我们能看到，在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上，[4]与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相比，美国明显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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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2 2017年各国的基尼系数和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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