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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年11月17日，伦敦的船主、股票经纪、商人聚集的加勒韦咖啡店（Garraway’s coffee-house）贴出了一张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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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有3000权的海狸皮，分成30份，在本大厅出售。海狸皮的所有权属于总督大人及哈得孙湾公司（the Governou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Adventurers Trading into Hudson’s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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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韦咖啡厅的常客们对此兴致非凡。在17世纪，大家都认为海狸皮是最好的毛皮，非常畅销。1638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Ⅰ）下令只能用海狸皮给他做帽子，海狸皮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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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到皮毛交易，伦敦可谓是死水一潭，这让伦敦城里的商人、金融家和贵族们懊恼不已。大多数海狸皮来自俄罗斯，通过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卖到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等欧陆大城市。此外，过度捕猎使海狸大量减少，以致价格高企。伦敦的富豪们只能以自欧陆城市流入的质量较低的海狸皮聊以自慰，或者直接到那些城市高价猎取。在加勒韦咖啡店举行的公开拍卖标志着有大量高质量的皮毛供应伦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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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狸皮是怎样来到加勒韦的呢？总督大人及哈得孙湾公司又是什么来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时代的全球化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1]。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跟现在的大不一样。但是通过对它仔细分析，你就会知道全球化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是什么限制了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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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贸易公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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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韦咖啡店的海狸皮将三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主人公推出了场。其中两位是带有法国血统的连襟，一个叫埃斯普里特·拉迪森（Esprit Radisson），另一个叫格罗塞利埃（Médard Chouart，sieur des Groseilliers）。他俩在现在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北部从事非法探险和皮毛买卖。在这片名为“新法国”的殖民地，从印第安人手上收购海狸皮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买卖。印第安人把货拿到殖民地政府设置的交易站，用海狸皮交换枪械和白兰地。当时重商主义当道，与此一脉相承，为了将尽可能多的利润奉献给法国国王及其代理人，海狸皮收购也是一个垄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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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迪森和格罗塞利埃曾到该地区北部更接近哈得孙湾的森林探险，之后他们有了这样的念头：现在大部分的印第安领地还未有人涉足，如果他们能深入其中，一定能大大增加海狸皮的货源。但是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政府墨守成规，根本不听他们的。因为无牌营业，他俩都被罚了款，格罗塞利埃还被扔进了监狱，虽然他在里面待的时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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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自己的同胞那里得到支持，两连襟决定为别人效劳。为了找到新主子，两人来到了伦敦，找人将他们引见给查理国王二世。更重要的是，他们引起了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的注意，这样第三位主人公也出场了。在波希米亚出生的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是查理国王二世的侄子，是另一类型的探险家。他曾在英格兰、欧洲大陆和加勒比海打过仗，还是一个业余发明家和艺术家。拉迪森和格罗塞利埃要开辟一条从英国到哈得孙湾的新航线，这条航线横跨大西洋北部，穿过哈得孙海峡到达哈得孙湾。这样他们就可以绕过法国，从北面直接和印第安部落接上头。当时还没有一个欧洲政府将北面据为己有。这个计划的风险、成本都很高，需要皇家保护和财政支持才能成事。鲁珀特王子正好能提供这两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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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年6月3日清晨，格罗塞利埃乘坐诺西号（Nonsuch）从伦敦启航。他们特别挑选不大的诺西号，以便在内陆河流里行驶。鲁珀特王子和他的随从为这个航程提供了资金。4个月后，格罗塞利埃在哈得孙湾登陆。拉迪森乘坐的第二艘船在途中遇到了强风暴，被迫返回英国。格罗塞利埃和他的船员在那里过冬，和克里族（Cree）印第安人取得了联系。1669年10月，他们乘坐诺西号回到英国，带回了大量的海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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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了他们的商业计划是可行的。他们的业务横跨大西洋，审时度势之后，他们决定游说国王赐给他们垄断权。当然，鲁珀特王子跟查理国王二世是一家，事情更容易搞定了。在1670年5月2日，国王授予鲁珀特王子和他的合伙人特许状，授权他们成立了“总督大人和哈得孙湾公司”。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直到今天，哈得孙湾公司还存在，它经常被简称为HBC，是加拿大最大的百货零售商，也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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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国王二世赐予哈得孙湾公司的特许状非同寻常，它赋予了该公司极大的权利。国王先是对他备受宠爱的侄子及其合伙人称赞不已，赞扬他们为哈得孙湾远征付出了极大代价，发现了价值不菲的商品。国王还说：“远征给我们和我们的王国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然后，他将哈得孙海峡入口处一大片区域的独家行商权赐给了该公司，这片区域包括哈得孙湾入口处的“所有海域、海峡、港湾、河流、湖泊、溪流、海湾，无论它们处于什么纬度”，还有周围未被其他信奉基督教的王子或国家称为其所有的区域。但是，国王赐予的还不止这些。查理国王二世又宣布该公司是“刚才所提到的所有区域唯一和真正的领主和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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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答鲁珀特王子及他的合伙人（用资本做了风险投资的探险商人）经历的磨难，并希望他们将来能更好地报效王国，国王不但赐给他们该地区的垄断贸易权，还给了他们整个哈得孙湾地区的产权。这个被称为“鲁珀特王国”的地区覆盖了所有流入哈得孙湾的河流，全部归该公司所有。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区域勘察过，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知道，查理国王二世把今天的加拿大40%的部分，相当于6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给了一个私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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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王的特许状把哈得孙湾变成了一个政府，虽然它名义上还是一个公司。它管理一个巨大的区域，统治当地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对此一点办法儿也没有。这个公司可以发动战争，通过法律，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它当然还是鲁珀特王国里皮毛贸易的唯一仲裁者，制定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价格。19世纪，它还发行了自己的纸币，作为其统治的区域的法定货币。该公司的统治持续了200年，直到1870年，它以300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400万美金）的价格将鲁珀特王国的所有权交给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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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皮毛生意的规模其实不大，在17世纪至18世纪长途贸易这部史诗里，哈得孙湾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主要的贸易航线在别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这里做的是将奴隶运到美洲去换蔗糖、棉花和烟草的买卖（欧洲-非洲这一段是整个航线重要的一环）。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和印度及东南亚的贸易，这些贸易本来要通过威尼斯和穆斯林做中介，但是，1497-1498年，瓦斯科·达伽玛（Vasco de Gama）穿过好望角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在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和达伽玛穿过好望角后的300年，长途贸易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有人估计，当时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收入增长的两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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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种贸易的几乎都是跟哈得孙湾公司一样的特许垄断公司。很多公司的名字广为人知，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它们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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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出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得到授权成立，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垄断贸易区域包括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和哈得孙湾公司一样，它的权力远远不止贸易。它有自己的常备军，可以发动战争，签订条约，铸造自己的钱币，有自己的司法制度。和莫卧儿王国（Mughal）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和当地统治者的联盟加强了它对印度的控制。东印度公司还承担了很多公共职能，它在交通、农业灌溉和公共教育方面都进行了投资。后来，它还征收赋税，向当地人征收土地税以补充贸易利润的不足。该公司在1813年失去了它的贸易垄断权，但是它的统治还继续维持了好几十年。1858年的印度暴动终于结束了它的统治，印度的统治权移交给了英国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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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有自己的旗帜、军队、地方官和货币。同时，它们还给自己国家的股东们派股息。现代观察家可能觉得商人和统治者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这却是那个年代经济学的特征，这种奇特的现象就像那个年代一样离我们很远了。17世纪，在经济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主张君主利益和商业利益结成紧密联盟。现在看来，重商主义者的某些想法真是稀奇古怪，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由白银和其他贵金属的数量决定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应该只限于原材料的买卖，本国厂商应该受到高关税的保护。但是他们也支持我们现在都认同的资本主义，支持出口。和很多同代人相比，他们的想法超前太多了。为了搜刮原材料和寻求新市场，荷兰人和英国人不惜浪迹天涯，但是，当时比它们强大许多的土耳其和中国却步步退缩，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2]。重商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和工商企业应该互利互惠。经济学是政治的工具，反之亦然。为了排斥外国势力，保卫本国利益，国际贸易一定要实行垄断化。今天，我们可以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启发，他的《国富论》对重商主义者的言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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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开明人士，在亚当·斯密的带领下，创立了另一派学说。他们认为，市场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时，经济才会繁荣。能使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是竞争，而不是垄断。贸易的保护壁垒，比如说进口关税，进口禁令等，降低了竞争，其实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政府和企业互惠互利其实就是腐败的代名词。亚当·斯密不否认政府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他认为政府职能只限于国防、为财产权提供保护及建立和管理司法制度。他认为，重商主义及其特许垄断权阻碍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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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亚当·斯密的理论终于深入人心，经济高速发展和真正全球化的时代也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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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和政府分离，分成贸易和统治两个不同的角色，不但没有使问题清晰化，反而掩盖了问题的真相。没有一定的交易规则，市场交易，尤其是长途贸易就不可能存在，一定要有人强制实施某些规则。哈得孙湾公司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权力和经济利益之间赤裸裸的紧密关系。我想跟你做生意，你就得乖乖地按我的规则办事！我们可能会认为在哈得孙湾以后的年代，政府和权力对全球化的影响就少多了，全球化也变得“纯正”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权力的影响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影响的方式变了，变得更隐晦了。有全球化，就有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怎样的？谁来执行这些规则？如何执行？问题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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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什么黑暗势力在操纵市场和全球化。我们可以制定好的或不好的规则。但是，我们必须抛弃“市场应该不受外来干涉，自由地发展”这一观点。市场的正常运作需要非市场的社会制度。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诺斯（Doug North）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社会制度给市场提供了“游戏规则”。既然社会制度一定存在，谁来设计这些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又是为谁服务的呢？我们要直接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假装它们不存在，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才能更好地为市场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和我们最初的认识不同，经济全球化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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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些特许公司就知道政府权力在推动长途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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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在什么情况下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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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让我们重温了童年的游戏规则：如果我比你还喜欢你的某件物品，我们之间就有了商品交换的利益驱动。把这个道理放到各国之间，就是相对优势论。一个国家可以用它大量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它没有的东西。哈得孙湾的克里族印第安人有大量的海狸皮，但是他们没有毛毯、水壶、步枪和白兰地酒，当然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还不知道步枪和白兰地有什么用。海狸皮在欧洲行情紧俏，这种洲际贸易的利润潜能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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