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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贸易像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只是简单的互通有无，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在现实生活里，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三位主人公可是历尽艰辛。要建立一条直达印第安人的新航线，风险重重，不但钱包要冒风险，随时连性命都可能搭上。他们要冒着严寒，在哈得孙湾周围设立贸易网点，还要留在这些网点里做生意。他们要探索内陆地区，和印第安人接上头。打开沟通的渠道后，他们还要维持渠道畅通，他们得让印第安人相信他们不怀恶意，赢得对方信任。他们要做“市场研究”，弄明白印第安人想用皮毛来换取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贸易环境，这就必须制定法律、秩序，有必要时，还要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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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贸易还没开始，他们在贸易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就开始了，他们要投资在运输、物流、通信、信任、法律、秩序及合同之上。我们的“探险商人”要承担政府职能，否则，贸易就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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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商时代，君王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易大体如此：私人企业先出资兴建必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得到的是随后的贸易垄断利润。大家对这种交换条件心知肚明，有时候甚至白纸黑字记录下来，毫不含糊。早在1468年，葡萄牙国王就将和非洲的5年贸易垄断权赐给了费尔南·戈麦斯（Fernão Gomes），条件是要他每年沿着海岸线往南探索100里格（相当于300多英里[3]）。1680年，在英国，有人对皇家非洲公司的奴隶贸易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该公司的支持者毫不含糊地用公司承担的公共职能来为它辩护：贩卖奴隶的生意要顺利进行，就必须在西非海岸一路兴建堡垒，兴建堡垒耗资巨大，除了该公司没有别的商人有足够的财力独自承担；该公司还要抵御别国对贸易的攻击；堡垒、战舰的维修都不能假手于人；别的奴隶贩子得罪了当地统治者，因为他们要将包括当地黑人显贵在内的所有人都变成奴隶等。可惜的是，就算是理由充分，在1698年，垄断权还是被没收了。奴隶贸易是暴利行业，利润巨大，一家公司很难长期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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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得孙湾公司的竞争对手指控它向印第安人收购海狸皮时给的价钱过低，哈得孙湾公司反驳说北美的荒郊行商条件险恶，低价格是合理的。该公司也承认，印第安人买英国商品付的是高价，他们的皮毛得到的是低价。但是，在世界各地，“文明商人和无知、没有独立能力的部落”打交道时，都这么做。“我们毕竟是在偏僻的洪荒之地，我们的生命、肢体和财物都冒着极大风险，这需要巨额利润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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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贸易顺利进行，必须有人承担起维持和平、安全，制定健全法律和监管制度的重任。重商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后来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重任落到了私人企业身上。由于本身实力不足，或者是其他国家价格上的竞争过于咄咄逼人，当私人企业无法承担此重任时，君主就要出面干涉。在1857年，加拿大众议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废除哈得孙湾公司的特权会有什么后果？一位备受尊重，曾经就任该公司董事的政治家给了一个简单的回答：只要加拿大愿意承担治理该地区（哈得孙湾公司要让出来的地区）的费用，包括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精良的警察队伍防止外来竞争进入皮毛贸易，应该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失去垄断权对该公司来说虽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它做生意必需的社会设施从此由加拿大政府提供，不用它自己掏腰包了，这样算下来，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1858年，印度暴动以后，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从伦敦来的殖民统治，这是这种转型的另一个例子。当私人公司不再胜任，君主就要挺身而出，把权力接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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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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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家会总结说，以上例子说明了，哈得孙湾公司、东印度公司及其他特许贸易公司起到的作用是“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全球化。这个观点值得斟酌，因为它是理解全球化的关键——什么是限制全球化的因素，什么能使全球化更为深入，这些问题将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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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栩栩如生的描述经常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共鸣。他声称，“人类有搬运货物、以物易物和从事商业贸易的天性”，这种天性根深蒂固，使得“自由贸易”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还给阻碍贸易发展的各种因素起了个名字，将它们统称为“交易成本”。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泛滥，我们平时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现代经济已经建立了很多应对交易成本的有效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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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下那些保证贸易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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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定要有一个供贸易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它可以是一个市场、一个集市、一个商品展销会或者是一个电子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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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样我们进行贸易时就不会有危及生命和自由的风险，也不用过分考虑货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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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有一种能让买卖双方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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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易的形式不是以物易物，我们还需要大家都信得过的交换媒介（一种货币）。参与交换的商品或服务都有其特征，比如说，耐用性和质量，这些特征必须让人观察得到。交易双方要互相信任。卖方必须合法拥有被出售货物，或者能清楚地表明其合法产权，而且还能将这些权利转交给买方。双方签订的合同可以通过法庭或其他办法强制执行。双方必须能够对未来做出承诺（如果你给我发这么多的货，我就付你多少钱……），而且有履行承诺的能力。如果有第三方想阻止贸易进行，我们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但是我想我已经阐明了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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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贸易并不需要过多考虑这些要求。如果你有两块饼干，我有两杯柠檬水，贸易能让我们双方获益。在其他情况下，贸易必须建立在一套复杂的社会制度之上。苹果公司和它在中国的分包商就必须依照合同来运作，合同涉及双方很多的责任、义务，一定是很具体的。花旗银行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贷款时，它考虑的因素有：借款方的声誉，借款方所在国是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及所在国是否有可能受到国际制裁等。当合作关系真的发生了问题，比如说，花旗银行的借款人拒绝还款，受损方能采取的措施还真不多。在交易前高估了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交易很可能就做不成了。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类贸易的潜在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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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即那些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制度，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社会协议。这些上层建筑以三种形式出现：基于互利互惠的长期信任关系，信念体系及第三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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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关系是通过长时间重复交往产生的合作关系。比如说，供货方怕失去以后的生意，就不会欺骗他的客户。反过来，客户知道要改变供货商，和另一个供货商建立一段长期关系的代价很大，所以他不会少付钱给他现在的供货商。随着关系的建立和信任感的增加，大家的合作也不断扩大。这种自我完善过程不需要正式的法律框架和组织背景。在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这种社会制度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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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贸易也可以借助信念或思想体系达成。卖水果的人不将坏水果卖给过路人，因为“这样做不对”。一个国家可能不提高关税或限制资本流动，因为“就是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的理由可能已经成为他们信念的一部分。他们可能害怕如果他们不遵守模范行为准则，他们就会被某些社会群体排斥，这些社会群体可能是部落、社会阶层、宗教组织、民族或者是“国际社会”。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广为认同的行为准则都会对参与交易的各方产生约束力，让大家真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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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交往和社会准则这两种社会制度在本地市场和小规模交易的情况下非常管用，这时候人们的流动性不高，参与交易的货物和服务都是简单的、标准化的，而且不需要长途运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地域流动性增加，清晰、全面的法规以及是否有法必依变得至关重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起来的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正式的社会制度来对市场进行治理：为国防和基础建设等公共职能筹集资金的税收制度，确立和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强制合同双方履行职责的法庭，惩罚违法乱纪者的警察部队，设计和管理经济法规的官僚体系，保证货币和财政稳定的央行等。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第三方执法的社会制度。游戏规则由正式的政府机构强制执行。你缴税是因为你想要更好的道路和学校，但是我怀疑如果没有税务员的监督，你会少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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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社会的政府规模，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经济越发达，政府消费的资源在总消费中占的比例就越大。发达的经济才会有强大的政府，贫困的国家不会有强大的政府。政府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度非常高。和贫困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市场运作更流畅，政府规模更大。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奇怪，但前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稳固的政府机构做后盾，市场才能发展完善，以最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它们不能互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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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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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里，政府几乎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情不自禁地对它着了迷。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这样的沉思：虽然保守派政客不断疾呼要建立“小政府”，但是为什么真正要将政府变小却那么难？这时，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一篇文章正好摊开在我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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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扩张得这么快？卡梅伦的研究重点是1945年以后的现象，但是这个潮流开始的时间可比这早得多。187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大概占总开支的11%；1920年，这个比率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20%；1960年，比率升到了28%；到卡梅伦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这个比率是4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各国的上升速度不一样。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比率低于35%）的比瑞典和荷兰（比率在55%～60%）的要小很多，大多数欧洲国家居于两者之间。卡梅伦想知道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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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了18个发达国家，得出来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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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最大。国际竞争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小一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自身经济规模很大，或者是它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较远。刚刚提到的政府小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的经济体离贸易伙伴近，国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大，政府部门规模也相对较大，比如瑞典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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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市场只有在政府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才会繁荣的观点很有问题。我早就知道国家越发达，它的政府规模就越大，但是卡梅伦的观点跟这个还不一样，他认为：在同样富裕的国家，政府部门规模的大小是由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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